澎湃新闻：能否针对1980年代决定译介《存在与时间》前后的往事稍作回顾，比如我注意到1987年版校对是著名哲学家熊伟先生，也是你北大读书时的老师。

陈嘉映：当时圈子里对《存在与时间》的译介是寄予厚望的。上世纪60年代初熊伟先生曾翻译了《存在与时间》最关键的几个章节，我从1982年开始全书翻译工作，1985年正式脱稿。熊先生这些前辈的工作非常重要，虽然我重新翻译了一遍，但刚开始进入《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并不是通过德文原版，就是看熊译版本，某种意义上讲他给我提供了一个范式。操作出版这事是甘阳牵头，并把这本书作为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重中之重，带点宣言性质的作品。甘阳当时比较有想法，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近现代以来的哲学著作介绍到国内。那时他是一个文化领袖，在宏观的把握上很到位，对一些人在学术史上地位的感觉和判断，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甘阳、赵越胜等人把当时最牛的一批老学者都请来开研讨会，熊伟先生、王玖兴先生、贺麟先生他们其实跟我们是隔代的，全是爷爷和孙子说话时的谆谆与殷切，这跟爹娘还不一样，完全是爷爷隔代疼孙子的感觉，一点都不挑剔，就是喜欢，对我们的工作是百分百支持。你想当时是一介研究生做译介，印成书出来谁都读不懂，出版社也不好判断这事的价值，一听这帮老先生们集体发声表示肯定，争着抢着要出版。我习惯称“海德格”，但出版界通例译为“海德格尔”，我也不爱去争论。

澎湃新闻：熊伟先生当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他有没有给你们讲述一些师生间的交往故事？

陈嘉映：德国的教授基本上跟学生没什么私人交往，这点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如海德格和阿伦特间的私交，可能在他本人也是特例。熊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过一些过往，也都是课堂上授课、讨论的情形，别的没有。我们当年做学问基本就是埋头干活，对作者周边的情况都不太了解，当时也没有这个意愿。对海德格我就是这样，我拿到他的著作后就开始读，至于他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一开始并不关心。这跟现在我的学生做学问还真不大一样，他们拿到作品后，第一时间就直接上网去查作者生平，作品评价等等相关信息。我们当时90%的时间都是就书论书，心思全在先把这本书读完再说旁的。

澎湃新闻：除了内地学界，港台同行在研究海德格尔及其著述上是怎样的情形?

陈嘉映：港台那边同步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海德格。他们的特点是大多都曾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某种意义而言，科班能力比内地要强一些，但港台文化市场很小。我199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刚开始要建立中国现象学学会的时候，得益于香港同仁很多。当时内地条件来讲，哪怕是开个会，出个会议文集都要借重香港朋友的经费支持。当然，从学术力量来说，内地还是稍微强一些，这也跟文化市场有关系，内地文化市场毕竟比较大，再有就是内地的专家，是在一个更大的基数里选拔和竞争出来的。所以当时港台同行看到内地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反响很大，没想到我们敢翻译这么个大活儿。也是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地区和香港也都买了版权。所以1987年版的《存在与时间》应该是华人世界第一次完整翻译这部著作。

陈嘉映为读者签名

“谈海德格同纳粹的牵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澎湃新闻：按照海德格尔的自述，1927年的初版《存在与时间》有点“急就章”的意思。从该书诞生到他1976年去世，这么长时间他为什么不做一次大的修订，或者说亲自写一个通俗易懂些的“大众读本”？

陈嘉映：海德格当时为了评教授是有点急就章的意思。先是写出第一篇交上去，德国教育部说篇幅不够，又写了第二篇一并呈上，相较而言第二篇写得就更有点着急了些。将心比心地说，写完一本书之后，作者一般都会自感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和缺憾，总想在之后再做修订和补充，这是人之常情。但人嘛，此一时彼一时，也可能十年后再看，那个心气不在了，或者说又有了新课题要开掘。与其改写过去的著作，还不如写一些新的著述。

澎湃新闻：《存在与时间》1926年成稿后，海德格尔曾在扉页上题写“献给埃德蒙特·胡塞尔，以示敬意和友谊”。在他的学术之路上有过影响或介入的人物，胡塞尔、阿伦特都是犹太人。在你看来，海德格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究竟持什么态度？

陈嘉映：我建议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有三、四位中国学者都写过他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靳希平之前写过一本《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谈海德格同纳粹以及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实他在纳粹统治期间也帮助过犹太学生，但从他1931年至1975年写于黑色笔记本中的思想札记看，也就是《黑皮书》中也不乏反犹的言论，比如他在1941年写到，“各地的犹太人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在展现其影响力时不需要卷入军事行动，而我们则要牺牲我们精英的鲜血。”

我1987年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的时候，就读了一些关于纳粹牵连的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纠缠与疏朗:海德格尔的阿伦特牵连和纳粹牵连》。现在我依然认为要理解这件事情，应该更多地依赖于对历史和人性的透视，而非依赖更多的原始资料。

阿伦特后来也说过，“席卷着海德格整个思想活动的风暴不是发源于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它来自于非常非常古老悠久的年代。”

盟军占领德国之后，就把海德格的纳粹牵连当成一件大事来处理，当时就搜集了很多有关材料。后来，海德格在世界范围内名声越来越响，学界把海德格的纳粹牵连作成了一项公案，抨击海德格的自然要搜集于他不利的证据，为他辩护的则要细细梳理这些证据，同时搜集对他有利的证据。海德格当庭自辩时也提过，比如他虽然没有参加胡塞尔的葬礼，但“彼时他已经被胡塞尔革出师门了。”纳粹统治期间，《存在与时间》一书去掉了给胡塞尔的献词，但海德格也自辩称，“自己依旧在书中明确保留了胡塞尔相关的注释。”

澎湃新闻：我也注意到《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 商务印书馆）也是选择了该书1957年第七版时海德格尔的序言收录，是否也考虑到了这层原因？二战后海德格尔被当局禁止授课，直至1951年才恢复教席。

陈嘉映：是的，《存在与时间》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也出了好几版。纳粹虽然搞过柏林焚书，但主要针对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和著述，《存在与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导向，所以也没有被波及。当然，纳粹也没有借重国家机器去推广过这本书。其实公然焚书那一年，1933年，海德格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次年他就辞去了校长的位置。他的著作在当时并没有那么显眼，《存在与时间》的价值是日后逐渐体现出来的。

澎湃新闻：海德格尔本人在海外尤其是欧陆学术界是否存在相当的争议？这是否也影响到他的学术地位？

陈嘉映：其实哪都一样，老有人爱搞20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名单或者书单之类的活动。我注意到欧洲曾搞过一次“20世纪100名哲学家”的名单，海德格竟然都没有入选。所以你可以看出国外学术机构还是比较忌讳他曾经的立场问题的。但海德格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很大的民族情绪，在我们的历史上，可能会对日伪满洲国这段历史印象更深刻一些。其实中国学者包括他的爱好者很早也有讨论海德格尔和纳粹间的关系，但情绪没有那么激烈，基本上也没有影响对他学术地位的判定。

澎湃新闻：关于海德格的评传，你认可的是哪一本？

陈嘉映：德国学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写的《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是公认海德格最好的传记，中译本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