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8月4日上午，格罗夫斯收到了法雷尔准将从提尼安岛发来的电报：“天气预报情况对计划有利；如果天气情况没有明显变化，携带炸弹的飞机大约在提尼安岛时间6日凌晨2时45分起飞。”格罗夫斯马上将上述情况向马歇尔上将做了汇报，并通过哈里森通知了刚刚返回国内的陆军部长史汀生。

5日清晨，格罗夫斯比以往更早来到了办公室。华盛顿时间比提尼安岛时间晚14个小时，格罗夫斯希望不迟于下午14时就能接到飞机按时或延期起飞的报告。上午将手头的公务办完之后，他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傻等。当天是周末，但来办公室加班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工作，只是为了第一时间得到前方发回的消息。“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电报询问法雷尔，”格罗夫斯后来回忆说，“除非是因为这么做可能被认为是信任不足，像这样的事，如果我能不做，我总是不那么办的。”

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格罗夫斯不知道起飞是否成功，甚至不知道任务有没有按计划进行。他只能一连几小时坐在桌前无所事事，这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实属不易。他的工作是掌控“曼哈顿工程”的方方面面，这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也是他存在的最重要意义。但是现在，工程已进入最关键阶段，作为总指挥的他却只能坐在后方，对前方发生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15时，前方依然杳无音讯。“我感到坐在那里发急是无济于事的，”格罗夫斯说，“我决定不再待在那里，如果我出去打一小时网球，我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会心情好一些。”这话不假，老酒当年在单位上班时总是盼望领导出差，况且是格罗夫斯这样一个很容易发火的人。在告知值班军官杰克·德里少校如何与自己联系之后，格罗夫斯带着两名参谋去了网球场。当他将球抽向其中一个人时，另一个人就抱着台电话坐在网球场边上，每隔15分钟打一次电话给留守的德里，询问是否有新的消息。格罗夫斯像疯子一样在球场上跑来跑去，不时将目光投向场边那位参谋，每次看到的都是摇头，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就在他打球的时间里，“伊诺拉·盖伊”号已经飞越了四国海岸线，格罗夫斯对此依然一无所知。

下午17时，大汗淋漓的格罗夫斯回到办公室，依然没有提尼安岛的任何消息：没有起飞信息，没有取消或推迟的电报，也没有轰炸报告，什么都没有。德里少校过来说，马歇尔将军刚刚打来了询问电话，他已经告诉参谋长还没有任何消息。德里还告诉参谋长说格罗夫斯将军就在这里，是不是请他过来亲自接电话：“马歇尔将军说，‘我不愿意你去打扰格罗夫斯将军，他就是不回答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也有足够多的事情需要考虑’。”

格罗夫斯确实心急如焚，只是强做镇定没有将不安表露出来。17时30分，他驱车前往法拉格特广场的陆海军俱乐部，和夫人格雷丝、女儿格温——她们对格罗夫斯从事的具体工作一无所知——及陆军部长特别助理哈里森共进晚餐。两人不得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内心比谁都急。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汉迪上将——投放原子弹的书面命令就是他在马歇尔出差波茨坦期间以代理陆军参谋长的身份签发的——恰好也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吃饭，他摆手示意格罗夫斯跟他一起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悄悄问他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格罗夫斯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大家继续坐下来吃饭。18时45分，一名参谋过来叫格罗夫斯去接电话。当格罗夫斯起身离开时，他注意到哈里森和汉迪都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针一般扎在我的后背上”。电话那头是德里少校，他刚刚收到提尼安岛发来的电报：飞机已按规定时间起飞。这条消息延误了多达6个小时。之前法雷尔给格罗夫斯发电报一般都是先从提尼安岛发到关岛，从那里再经陆航的绝密线路转往华盛顿。这次从提尼安岛发出的电报不知为何转到了陆军的通讯线路上，被错误地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再发往华盛顿就造成了上述延误。由此看出，美军中出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那样的惨剧绝非偶然。战争到了最后阶段，美军上上下下的确出现了不应有的懈怠。幸好这此延误只是导致后方领导们猴急一会，并未酿成多大恶果。格罗夫斯重新回到饭桌前，将夫人和女儿支开后悄悄将上述消息告诉了汉迪和哈里森。30分钟后，华盛顿时间傍晚19时15分，“伊诺拉•盖伊”号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对此一无所知的格罗夫斯还在吃饭。

在回陆军部的车上，格罗夫斯告诉妻子女儿，自己必须一整晚都留在办公室里。“尽管这是战争以来我第一次这么做，但并未引起她们的询问和评论。她们和陆军军人生活了一辈子，早已养成了不多提问的习惯。”两人把格罗夫斯丢在陆军部大楼门口，开车返回位于克利夫兰小区的家。

格罗夫斯拖着肥胖的身躯——他声称自己与体重顽强搏斗了一生，最终也未能瘦下来，因为他平常经常拿成磅的巧克力当饭吃——吃力地爬上五楼回到5120室，发现十几名参谋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让德里少校给马歇尔上将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打去电话，请他转告参谋长“飞机已经按原计划起飞”。然后格罗夫斯坐下来脱下领带，解开衬衫领子并捋起袖子，“这不是我平常在办公室的习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更为随便和轻松的气氛，现场实在太压抑了”。在他处理一些文件时，秘书琼•奥利里夫人和几名参谋压低声音开始打扑克，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悄悄过去，”格罗夫斯写道，“比我想象中要慢得多，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晚上23时15分，一名参谋旋风般冲进了格罗夫斯办公室，他手里拿着的正是法雷尔准将从提尼安岛发来的报告，内容是帕森斯发给他的：“结果明确，全面成功。可见效果大于‘三位一体’测试！”格罗夫斯竭力压抑住心头的兴奋，立即打电话向马歇尔上将的副官麦卡锡上校做了汇报。麦卡锡又打电话给已经回家的马歇尔，陆军参谋长的回答简单而平静，“谢谢你打电话来。”然后挂下电话安然就寝。奥利里等人已经开始欢呼庆祝，格罗夫斯并未参与其中。他回到桌前草拟了一份第二天要交给马歇尔上将的报告，交代有新情报来立即叫醒自己，然后爬上办公室配备的一张小床倒头睡去。

当格罗夫斯被法雷尔的第二封电报叫醒时，已经是华盛顿时间凌晨4时30分了。出于保密原因，电报收件人写的是奥利里上校。五角大楼的解密员凭猜测给奥利里加上了军衔，根本不知道她只是一个文职人员，而且是位女士。格罗夫斯睡觉时奥利里打了半夜扑克，从同事那里赢了一大堆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

法雷尔的详细电报让格罗夫斯心花怒放：“下属报告，是帕森斯及飞行人员返回提尼安后提供的。参加汇报的人员除我之外，还有斯帕茨、特文宁、吉尔斯和戴维斯几位将军。他们证实未遭受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攻击。由于有明亮的日光，所以闪光不如新墨西哥州试验那么耀眼。先有一团火球，数秒钟后变成紫色烟云和火焰，并翻滚旋转。烟云在其顶部形成蘑菇状，至少上升到4万英尺。飞机上感到了两次明显的震荡，其强度相当于靠近的高射炮火。除两端的码头区之外，整个城市被深色的尘埃层所覆盖，估计直径至少有3英里。有一个观察员说，看起来好像整个城市正被炸得四分五裂，有若干个尘埃圆柱从靠近城市的山谷中升起。由于空中布满了尘埃，用肉眼观察不到建筑物被破坏的情况。帕森斯和其他观察人员感到，这次爆炸甚至比新墨西哥州试验还要巨大和可怕。日本人可能认为，爆炸效果是巨大的陨石造成的。”

根据上述报告，格罗夫斯修改了之前的草稿。然后他特意修剪了那两撇小胡子，换上一套崭新的军服直奔陆军参谋长办公室，露脸的机会终于到了。马歇尔上将每天早上7时整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手持报告的格罗夫斯6时58分已经蹲在门口了。两人一起走进办公室，还没等格罗夫斯开口，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上将就进来了，他身后跟着陆军部长特别助理哈里森。4人进行了简短的商讨，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尽快向全世界公布原子弹的消息，让日本人知道他们遭遇的不是陨石，而是一种最新型的武器。如果他们拒不投降，还将遭受更多更猛烈的打击。7时45分，马歇尔将电话打到了位于长岛海霍尔德庄园的陆军部长私宅，刚刚回国不久的史汀生还没能从波茨坦之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史汀生向马歇尔表示“热烈祝贺”，并批准在上午11时向新闻界发表两个月前已由劳伦斯草拟好的关于投放原子弹的总统特别声明。

放下电话后马歇尔说，声明在发表时不应该表现出过多喜悦，因为日本人一定遭受了重大伤亡，其中大部分属于平民。格罗夫斯对此异常恼怒，他一反常态地反驳说，自己现在更多想到的不是日本人的伤亡，而是他们的暴行，比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马歇尔让格罗夫斯当天不要离开五角大楼到他河对岸的办公室去，暂时就在隔壁史汀生的房间里办公。因为总统声明一旦发表，就会有大量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3人告别参谋长走到大厅里时，阿诺德开心地拍了拍格罗夫斯的肩膀。“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位陆航总司令如他的绰号那样“面带微笑”，“因为我的感觉跟你是完全一样的。”

坐在陆军部长的办公室里，格罗夫斯顿觉踌躇满志，豪情满怀——就像咱们趁领导出差不在家时坐在人家的老板椅转上几圈的那种感觉，不过现在人家格罗夫斯是合法的。和奥本海默一样，权利欲很强的格罗夫斯极度渴望成功和被人重视，“他总是喜欢将自己摆在历史的地位上”。当天上午，不断有人进来向他请教总统声明中的一些措辞及其他细节，格罗夫斯不厌其烦地一一给出了解答。他的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

回到国内的史汀生

回到国内的史汀生

格罗夫斯

格罗夫斯和法雷尔

劳伦斯和格罗夫斯

格罗夫斯给费米授勋

格罗夫斯打网球

汉迪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