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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城市文化职责——兼论理想城市与公共艺术

Art's Responsibilities of Urban Culture：Ideal City and Public Art

翁剑青 Weng Jianqing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清华美术》第五卷——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

世界各国的城市历史与特点多有不同，但城市却都是有别于乡村文明的人类集居之地，这种情形的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不可逆转之势。究其原因，取决于城市的基本特性，即在于追求城市生活的便利、丰裕和伟大之特性。所谓“便利”，是指现代城市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各种有利的物质及功能性条件，如购物、居住、饮水、交通、文娱、会展、学习、科研及对外交往的便利；所谓“丰裕”，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财富及信息资源的富足与多样性，如各种商品和生活资料的聚集与广泛的商业贸易和信息交流，从而形成城市的繁华和富有，也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的某些优越性；所谓“伟大”是指城市所拥有的独特而非凡历史或引人关注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居住期间的民众的创造力和富有情调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其中自然包括城市建设所具有的形态与业绩，包括各类建筑、博物馆、剧院、公园、商厦、学校、港口、集市及城市家族和宗教文化遗迹等，更有那鲜活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和富有魅力的公共社会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拥有这些的。

图 1 ：[英] 卡普尔（Anish Kapoor），《云门》，不锈钢

10m ×13m × 20m，芝加哥，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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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人类骄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其创造了城市和城市文明。然而，当越过了传统农业及手工业文明及小范畴商贸经济模式——迎来大工业生产和国际经济与金融交流的时代，城市就面临着诸多现代性所带来的挑战。现代大都市由于在人、财、物、信息及各种产生利益的机会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形成了对周边地区的支配和强烈的吸引作用，从而造成了其居住人口和过往人口的过度集中，显现出居住、就业、交通、购物、通信以及空气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和生活成本的普遍加大，同时还造成了城市原有文化形态和特点的消失，趋于外在环境和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因此，在现代城市的规划和改造方面尽可能地减轻城市生活及交往成本，提高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并保持和创造城市文化特性——就成为建构当代理想城市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作为“以人为本”的一个基本原则，“城市本身需要进行结构重组，以便使人们的各种需求能够越来越多地就近得到满足……，以高度的可达性和多样性为目标进行城市结构重组，以便使自然生物栖息地的恢复和地方性生物物种的复苏成为可能，并且也有助于创造文化的多样性。”[1]

图 2 ：[美] 弗兰克 · 盖瑞（Frank Gehry），杰 · 普利兹露天音乐厅

131cm×167cm，芝加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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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理想化的城市生活在便利性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生动性方面都是尤其需要的，而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视觉艺术—尤其是介入公共空间、参与公众社会生活的公共艺术——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和促使城市文化多样（多元）化方面可以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因为公共艺术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效介入，无论是在塑造和完善城市的景观特色、公共设施、人文品格或营造公众交往空间的功能性和精神性特点方面，都具有其他方式（如单纯的物质性的建筑方式、纯商业文化或行政管理方式的介入）所不能替代的。恰如市民选择到一个城区去购物、娱乐、健身乃至去居住，并不仅仅都是由于那里有着便利的物质功能条件，还在于那里可以吸引他们或可以引起他们的情感波动（如引起内心的满足、亲切、激动或骄傲的感受），客观上，公共艺术的合理介入无疑为城市形态或某一社区环境的美学品质、舒适度、可识别度和人文内涵增加了益处，它们往往可以使得不同的城区更具个性色彩和特殊的文化及精神气质，从而使人们更愿意进入公共艺术所在的环境区域，这样就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助于使城市形态实现其多元和多样的文化与景观魅力，并有助于城市吸引力的“分流”，而不至于使大多数城市人的公共生活局限于一个中心或有限的一两个区域，从而可以有利于减轻城市压力和交往成本。实际上，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不同手法介入公共空间，在改善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同时，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也将得到有益的改观。公共艺术设计于文化的介入，尤其对于城市及社区的“中观”和“微观”环境品质的改造具有一般规划和建筑功能所不能企及的。有如我们在法国巴黎新区拉德方斯、拉维莱特公园，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世纪景观大道及世纪公园或西班牙巴塞罗那诸多社区的文化娱乐场所所领略的那样，由于公共艺术的介入，使得它们在环境品质、功能设施和文化意味上更为出色和理想。非如此，城市的“便利”性及舒适性就只能是一个狭隘的寓意了。

图 3 ：[美]弗兰克 · 盖瑞（Frank Gehry），蛇形BP桥

全长935英尺（285.0米），芝加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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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理想城市的便利性需求，不仅体现在购物、交通及集会交际等方面，还在于人们渴望在开放性公共空间有限、各种公共设施及城市家具欠缺、城市自然景观及绿地普遍匮乏的情形下可以赢得较多的具有文化品位而舒适的公共空间，以便适应各自的私人交往活动和公众交往活动。因此，一方面，类似公园、广场、街道、商场、社区中心、政府办公所在地、展览会和各种公共文体活动场所，都需要人性化、生态化和“文化化”的艺术介入，以便塑造出便利、舒适、亲和、美观的公共环境，使人们在情感和文化上产生亲切与认同。这其中如不同建构物的功能与美学形态，视觉元素的可识别性，道路铺装与照明的艺术设计，休闲娱乐及卫生、安全设施的装备都应体现出服务于公众需求的特性和必要的文化品质。另一方面，决策和实施此类公共艺术的制度和行为过程，也是体现现代理想城市之市民文化品格的重要方面。

图 4 ：[美]弗兰克 · 盖瑞（Frank Gehry），蛇形BP桥（局部）

全长935英尺（285.0米），芝加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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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丰裕”为传统的乡村所莫及，这不仅在于城市的财产与商品物质的丰厚，还在于城市所葆有的艺术文化和科学的设计形态、人文景观及社会公共生活的丰富性，以至于可以提供城市生活以各种趣味和快乐，而趣味和快乐的来源则与城市景观建筑和公共艺术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充满智慧、激情或美感的艺术生活才使城市形态显得超乎原始和平庸，超乎凡俗与现实的寻常，从而吸引人们为享有它所产生的喜悦和快乐而迁居，以便参加其丰富的公共社会生活。“建筑物因技艺或质料而崇高和华美，剧院、门廊、圆形看台、赛马、喷泉、肖像、图画以及诸如此类的卓越而美妙的事物都令人喜悦，吸引人们以赞慕和惊奇的眼光去观看。” [2]

图 5 ：梵蒂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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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艺术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形态的介入，才使得公众生活更富有超凡的色彩和特殊的意义。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思想家、诗人乔万尼·波特诺在言及古代罗马和威尼斯壮观的历史遗迹和精美宏巨的公共艺术遗产时论道:“一睹她那伟大的下水道、珍稀的浴室和庞大的阿波罗神像，还有卓越的匠师用大理石和黄铜制作的美仑美奂的艺术品，她的碑柱的高度和体积，梁柱的多种多样，怪异的雕刻品的繁多和良好及其切凿技艺的优美精湛……，还有伟大的废墟，神圣的顶门，以及其他不可尽说、难以分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于凯旋门的弯拱，对于神殿，对于其他许多奇迹……尽管她躺在那里有损颜面，且仅仅是自己的一座坟墓而已，尚吸引我们前去观瞻，并以其废墟无穷无尽地满足我们，那么，当她正值昔日繁盛和成功之时，我们当作何想象呢？” [3] 一如中华历史遗留下来的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史名城及其伟大文化的遗迹构造，同样是东方城市文明的骄傲，是那些个历史时期城市“丰裕”和奇迹的见证。应该说，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历史及其价值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伟大艺术，无论作为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她不可忽略的意义而为人们所推崇和载入记忆。反之，仅仅是作为一般性财富的物质形态（有别于具有创造性、思想性和精神价值的物质形态）则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人们所淡忘，难以作为城市之“丰裕”的恒久性文化内涵。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城市历史之中，当代杰出的城市公共艺术建设，才能更为典型地显现出今人的文化创造力和对当代公共生活的艺术奉献。如一座现代城市没有若干可称之为舒适美好的可供普通民众休闲、娱乐、社交及接受文化艺术陶冶的公共场所，那么这座城市的丰裕就必然只具有狭隘和可怜的含义了。尤其对于一个城市的青少年、老者、旅游观光者或迁居者和投资开发者们，一座城市的公共设施、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及艺术文化的品质及氛围的优劣与多寡是十分重要的，它们作为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城市丰裕程度及城市品质的深层次反映。

图 6 ：[美] 普莱策（Jaume Plensa），皇冠喷泉

高15m，芝加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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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仅仅为人们提供便利和丰裕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并不是一群经济动物或仅由物质利益驱使的奴隶，他们还需要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愉悦，需要可以引为骄傲的可以彰显城市生活之生命意义的艺术文化。否则，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伟大与骄傲的根本意义又从何谈起。我们知道，古代城市是领主、豪门或国王用以囤积财富、显示权力、施加教化、探究和传承学问的重要舞台。他们往往运用象征性宫殿、广场、剧场、祠堂、庙宇、陵墓、雕塑、壁画形式和种种仪式作为其名望、权力或功绩的“永恒的”纪念，张扬其形象的高大与威仪，对大众施加其政治影响和心理的统摄。显然，在那种征服者和权贵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封建时代，普通大众（尤其是由乡村转入城市的普通居民）只是诸多城市中各种宏伟的纪念性艺术的被动的观众或“游戏”的陪衬者，这犹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所言:“原来村庄礼仪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新的城市戏剧中，很快变成了消极的合唱队，观众和议论者。从前在古老的乡村中，这些旁观者可以充分参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能够成功地扮演各种角色，有时担任演员，有时是观众。但现在城市中，他们都降低到小配角的地位。大概城市纪念性艺术的使命之一便是使普通人下降到这种卑微地位，使之更易于统治，只要这种幻觉还继续存在。” [4] 而在现代城市中，城市及其生活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她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古迹，也不仅在于她的经济产值与辖区影响的巨大，而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在于居住在其间的广大普通市民可以自由自如地参与到由他们自愿参加的艺术文化活动之中，可以成为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主动分享者乃至创作的参与者。在这种城市的公共艺术中，艺术的主题、特性和目的，显然不再是为了制造和膜拜凌驾于平民大众之上的神圣权威或盖世精英，而是在于通过艺术对于公共生活及社区环境的介入，使更多的社会普通成员可以借此获得艺术带来的欢愉和启迪并演练一个公民应承担的社会角色，行使其应有的社会职责，使他们充分体验和意识到，这个城市的生活是属于平等相待的大家庭的，而自己不是被排除在外或可有可无的一员。

图 7 ：[美] 马丁 · 普里尔（Martin Puryear），塔门

曼哈顿，1995年

在今人回顾和称赞古代希腊城邦时代文化的伟大之时，除了赞誉它在建筑艺术、信仰文化和个人修养方面的巨大成就之外，其城市社会的公共生活、权力形态和民主思想的成就依然值得体味。“雅典的成就不只在于它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私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贵的中庸之道，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权力从国王或僭主效忠的那些拿薪俸的官员手中大规模地转移到普通市民手中，市民开始行使职权了。市民不仅应召履行军事义务……如果他未成为某种体育活动中的竞赛者，未参加戏台上的演出或合唱队中的演唱，那么他必定至少在全雅典的大型仪仗队中占有席位。几乎每一位雅典男子或迟或早总须参与一种公共事务”。[5]一座城市的伟大，显然还在于它的主人——居住其间的普通市民大众自觉持有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意识及责任意识，而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策划、民主参与和舆论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造就市民应有的公民意识及其主体意识，更好地创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城市与城市生活，并引以为内心的骄傲。

图 8 ：帕特农神庙，大理岩

内殿：29.8m × 19.2m，公元前447-公元前4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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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由于现代科学、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居住方式的深刻变化，原来农业及手工业时代乡村社会的宗祠、家庙及各种神祗的崇拜和相应的艺术与民俗形式（如乡土建筑、戏剧、文学、民间美术等）都随之消亡，至多成为民俗博物馆中的摆设而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现代城市的各种世俗利益的竞争和随之引起的制度化的强制性行为与无奈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的生活现状与人们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起初目的（或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偏差和悖反，因而，随着人们的城市生活在空间、时间、物质、心理及人文环境条件的诸多限制和压力下，个人的天性、心智和自我意志的实现与自由发展受到了遏制和异化，富有生气、创造性和丰富精彩的理想城市生活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遐想。不是吗，现代城市经济指数的增长及物质形态的巨变难道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品质的实质性提升形成正比了吗？已经能够使足够的优良艺术文化“食粮”提供给大多数普通人享用了吗？显然，还有太多的缺憾，还很不理想。但若能够很好地运用介入公共生活空间的艺术文化起到它愉悦、丰富、凝聚、激励和教育大众自身的社会作用，那么，可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使得现代城市及社区生活的姿态和内涵焕发出更为多样和精彩的意义。但这种公共艺术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或外在的环境美化，而是经由公众参与及自由评议的公众艺术。

图 9 ：[美] 艺术家玛丽· · 密思（Marry Miss），建筑师斯坦顿 · 艾克斯托克（Stanton Eckstut），园林建筑师苏珊 · 切尔德（Susan Child）

南湾，1984-1987年

如果说，古代及近代城市形态和文化的伟大在于他们曾经创造了宏伟壮观的圣庙、宫殿、教堂、寺观、剧场、园林和集市文化的话，他们则主要是在神权、皇权或金钱巨头们的权力话语之下的文化产物，而在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当代城市艺术文化的重要取向之一，是努力争取和扩展为着大多数普通公民权益与福利的公共艺术之文化事业，同时处于多元文化结构之中的前卫艺术和商业艺术等也在努力寻求着自身的发展。各种文化艺术都试图在原来的模式和观念思维中挣脱出来。随着生产力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其艺术的表现方式与展示空间也发生着鲜明的变化，这在客观上为现代艺术拓展其公共社会理想，为多数民众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瓦尔特·本雅明在回溯过去不久的城市文明时曾言:“在19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种种创作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正如16世纪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建筑成为一种结构工程，开了风气之先。然后是复制自然的摄影。奇幻的创造随时变成实用的商业艺术，……在这个时代创造了拱廊和私人居室、展览大厅和全景画……在苏醒的过程中让梦幻因素变成现实，这是辩证思维的范式。因此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关键。” [6] 显然，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人类的生产力及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使得国家或城市文化形态的理想与抱负，不仅体现在艺术文化及其创作手法的创新与突破，也不仅在于追求经济和商业文化的繁荣，还在于不断地使艺术文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得到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发展，使之成为健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相辅相成的两个发达的领域，从而构成丰富、和谐和理性的时代面貌、时代精神。

也就是说，尤其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城市社会，为一部分人（文化精英或特殊需求者）服务的先锋艺术（如实验艺术）需要存在，因为它们往往可以在批判、警示社会及文化问题或激发独特思维方面拥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并且，当艺术家把真实的个人生活遭遇及敏锐的精神体验与公众社会成员共同品评做法，也同样具有公共的效应和社会意义。一如美国当代著名公共艺术家西格尔所言，“我为我自己、我自己的标准而工作，如果我触及的是我的感情，那么，从另一意义上讲，我已经与每一个人的心灵相通……，公共艺术可以是一种个人经验” [7] ；同时，直接为着多数社会成员需求的，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生活的艺术形态也十分需要得到大力发展，因为它们可以惠顾普通民众，有利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发展，反映民意民情，提升普通公民的艺术审美与文化素养并强化其市民素质和公共意识。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代公共艺术的形式、方法和用途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中的文化体系，无论是大众化的艺术、应用性的艺术或是前卫性、实验性的艺术，都可以为公共领域的艺术文化建设发挥其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城市多元的利益群体和文化生态提供必要的服务。

图 10 ：[美] 艺术家玛丽· · 密思（Marry Miss），建筑师斯坦顿 · 艾克斯托克（Stanton Eckstut），园林建筑师苏珊 · 切尔德（Susan Child）

南湾，1984-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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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乡村形态而言，城市及城市生活的伟大更多地体现在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发达。概要地说，这种公共领域就是允许产生和讨论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的空间范畴，它可以是一个有形的物态环境（如广场、集市、剧场）或是有组织建构的议事场所（如议会、学术讲坛、新闻发布会）以及流动性、公共性的舆论载体形式（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子网络等），它们可以使众人的意见、愿望和情绪得到交流，使人们的智慧和对事物的评价得以交流和公开的讨论，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开明、正义、公平及赢得全体的福祉。例如在世界历史的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昔日供乡民们娱乐、交易和集会活动的宽阔场地后来成为城市中特有的广场形态，尤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形成了重要的广场文化和传统。正所谓“广场的所有这些功能后来都传给了城市，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就其原始形态来讲，广场首先是进行交谈的场所；而且大概在所有的城市市场中，消息和意见的交流都与货物的交流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至少过去是这样。” [8] 在现代城市中公众事务及意见的交流和信息的传播虽然已经大量地通过现代传媒形式予以完成，但类似于通过广场、公园、茶馆、咖啡馆或社区会所等现实空间的面对面的公共交往依然是不可缺乏的，也是不可能被虚拟空间的形式截然替代的，因为现实的公共空间中的人际交流是更为直接、愉悦、生动和互动性的交流，更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然而，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已随着历史的演化而趋于衰退和变质了。因此，当代城市公共场所的营造和公共艺术的介入就需要更好地为普通民众的自发交流、娱乐及文化修养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图 11 ：[美] 史密斯 （Ned Smyth），上室，1987年

人们曾经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世界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在贫富和社会等级发生巨大落差的年代，美国总统克兰夫林·罗斯福明确地指出，一个一半富裕、一半濒临破产的国家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他领导的政府坚决地采取了扶持和保护包括处于窘境的艺术家、普通市民和中小企业家，实施振兴国家经济和本国艺术文化的“新政”，而著名的美国城市公共艺术的滥觞与蓬勃发展的历史也正是有赖于此。客观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即使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的经济、金融、贸易具有很强的实力，但若在文化历史和艺术创造上缺乏有效的积淀和特色，缺乏全民的物质与文化福利，它也就无法真正傲立于世界文明之中，也就无法让它的人民享有自身文化带来的滋润、喜悦和自豪，而城市公共艺术的长期积累和艺术熏陶恰可弥补这种缺憾，可切实有助于增强市民的自信、凝聚力和提升处于外部竞争中的城市的“软实力”。这作为事实，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普遍意义。

图 12 ：[美] 布莱恩 · 托雷（Brian Tolle），爱尔兰土豆大饥荒纪念场，2011年

综观当代中国城市尤其景观和公共艺术状态，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生态环境与市容管理、公共设施及社区基础建设等方面，与先进的国家或地区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即使在北京、广州或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们可以容易地看到建筑及环境的良莠纷杂，城市色彩美学的欠缺，各种户外广告载体的恣意悬挂，各种物件、车辆和生活垃圾的随便放置，城市家具和视觉导引系统的缺失和凌乱。在功能和美学上高质量、高品位的公共场所十分匮乏，具有原创性、时代精神和公共参与的优秀公共艺术作品尚不多见；一般市民的公共意识、公民意识、环境意识、艺术修养及公共道德水准还处于难以令人满意的状态。由此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如果依然片面追求一座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指标和纯粹物质形态的财富建设，而忽略广大市民的公共生活内涵以及精神与审美文化的建设，或依旧把公共艺术及文化福利事业作为讨“政绩”和表面化的“市长工程”及“城市美化”工程，那么，当代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建设就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肤浅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当代城市形态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作为城市文化和市民公共生活的精神载体，城市公共艺术肩负着历史的多重使命。应该说，在中国社会的目前阶段，强调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艺术本身，而更多的还在于为建构伟大的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历练高素质的市民群体及市民社会，赢得具有丰富的精神意义和欢乐多彩的城市现代生活。

注释：

［1］理查德·瑞杰斯:《生态城市伯克利》，沈清基等译，13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G波特诺:《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G波特诺:《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13~14页。

［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76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179页。

［6］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29~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卡特·拉特科里夫等:《翻造西格尔》，朱谷强编译，扉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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