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九十年代，沉睡海外多年的《姑妄言》全刊本的出版，曾引起了学界轰动。它以形式独特，内容丰富详赡，包罗万象吸引着研究者的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研究也处于逐渐展开中。但目前国内对它的研究还处于介绍的初步阶段，也就是说它的价值还远未被发掘出来。在阅读过程中能明显感受到内中资料之丰赡。《姑妄言》作为一部百万言的煌煌巨著，有着广阔的生活场景和丰富的认识价值。有感于内中性描写之繁富之奇特，同时考虑到它成书于清雍正八年(1730)，上距艳情小说泛滥的明末清初不远，故本文着眼于其中的性描写，并将之置于一批艳情小说中考察，辐射明末清初的淫靡世风，力求尽量详细地擘析其中的性描写，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性意识。

一 绪论

性是人类的天赋本能、自然需要。《孟子·告子》云“食色，性也。” 马克思也认为: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将人类的性看成“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可见，性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天地阴阳，人类性别非男即女，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人具有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无不具有社会的属性，受社会存在的广泛影响和制约。因而，人的性行为同样具有社会、文化的属性。当性在历史中渐渐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种种复杂关系的时候，便成为文学家所选择的观照社会人生命运的窗口，从而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也就是说，性作为人类的自然存在和固有的心理精神因素，它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表现形式，文学也就无法排斥性的存在，在文学中表现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性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和以写性为主的文学作品，同色情文学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色情文学”，源于希腊文中，最初意为“描写妓女的作品”，它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引起性刺激”。也就是说，作者写作时，完全摒弃人物的特定社会、文化、性格的精神性内涵，仅仅追求物质的、外在的感观刺激效果，它的着眼点集中并停留在物质性的感性表面。而它的精神观念实质上却是纵欲的，其深层的文化本质是禁欲主义的，它否定人和人类的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否定人类的性的能动(积极)作用，而以单纯的生物学眼光将人类混同于动物。因此，从本质上说，色情文学是排斥性的，是对人的一种否定，是对文化愚昧的反映。

而事实上，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是将性行为看作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性行为感性表面的艺术处理，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内容。也就是说性描写只是一种手段，它借助官能刺激将读者引入艺术和美的境界。所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是道德的审美的层面。它同纯粹的毫无性灵的色情文字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文学自诞生第一天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性作为表现对象，在各种体裁中都有表现。从《诗经·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汉张衡的《同声歌》(“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六朝乐府和唐诗中的“香奁体”以及宋词元曲中的一些作品;从朱玉的《神女赋》到曹植的《洛神赋》再到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以及戏曲中的《西厢记》、《牡丹亭》和从汉到清的大量各体小说中的诸多作品，都将男女性爱作为表现对象，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对性的描写源远流长，而真正蔚为大观的则当属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一支一艳情小说。我们现存的艳情小说大多是明以后的作品，尤其集中于明末清初。

(一)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与艳情小说

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在我国历史久远，作品之多，目不暇接。而且，性行为描写情况比较复杂。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可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使是表现理想化的爱情与婚姻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往往在恋爱故事中涉及性行为描写，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含蓄有的刻露。而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又存在一部分被泛称为“淫书”的小说，又叫做淫秽小说、艳情小说、性爱小说、色情小说甚至性小说。这二者共同点在于都有性行为描写和人物的情欲活动，但显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是同一种文学现象的有机联系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凡是艳情小说，都必有性行为描写，但有性行为描写的作品并不都是艳情小说。因此对于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必须分开来考察。关于涉及性行为描写的小说情况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用艳情小说来概括这些作品的内容，有可能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本意，误导读者。

关于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茅盾先生指出的“所有中国小说内实写的性交，几乎无非性交方法。这些性交方法的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1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没有性欲文学可供研究材料，我们只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 2 也就是说茅盾先生并不承认我国有性文学。目前，关于性文学并无明确界定，但实际上，近年来“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批评界约定俗成的一个批评用语。刘达临在《性与中国文化》中便直接使用“性文学”概念，江晓原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中则用“色情文艺”与之对应。林辰先生在《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中对涉及性行为描写的小说以艳情小说为界限作了分类，大致可分做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明显不属于艳情小说，即作品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健康的，只是在表述男女相交过程中加入了性行为描写。并指出这类作品最多，不仅较为普遍存在，而且还存在着对性行为描写着墨多少和描写程度之别。

第二类是介于艳情小说和非艳情小说之间的，即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或者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在叙述过程中却有较多的艳遇和性行为描写。而这一类型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以劝诚为名而写淫，以淫行恶果去“惩创逆志”。另一种是总体情节也略微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但故事的基调是低级趣味的:对性行为的描写侧重表述其事，不过分追求具体描写。

第三类纯属艳情小说，又称全艳型。这类小说共同点是充满了大量的淫行淫事和赤裸裸的性行为的具体描写。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肉蒲团》、《弁而钗》 、《巫山艳史》 、《空空幻》 等。《痴婆子传》 作者的本意是“托一老妪自述夙昔荡佚情事”来警醒少艾之妇，但作者从一开始就以自然写实的手法肆写性行为，“刻露少蕴藉，而状物绘声，亦北里之雄。”3 大量的性行为的具体描写淹没了作者微不足道的劝诚之意图，以至于明清两代论者，对其多交口贬毁，或谓其“濫觞启窦，只导人慆淫”(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或斥其“流毒无尽”，于是一禁再禁。由此，亦可看出多数艳情小说惨遭口诛笔伐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命运。

实际上，林辰先生的这种分类标准基本在于性行为描写的多寡以及描写的尺度。并提出判断一部小说是否属于艳情小说的两个主要标准: 一是看作品的基调，看作者所寄寓的情趣; 二是看性行为具体描写的多少及程度。以这种判断标准可以明确得出结论: 艳情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中为数并不多，而大量存在的则是其他小说中出现的性行为描写。

(二) 关于艳情小说

艳情小说又被称为猥亵小说，淫秽小说、风流小说或性欲小说，诸家所指内容各不相同。但这类小说多以表现性欲为主旨，所描写的男女私情有较多的淫秽猥亵的细节。鲁迅谓“著意所写，专在性交”。4

艳情小说有白话，有文言，有长篇，亦有中篇、短篇。而本文要论述的”艳情小说主要界定在白话，且以《思无邪汇宝》所收录篇章为主，主要有以下四十余种:

如意君传·明·徐昌龄著

痴婆子传·明·芙蓉主人辑

僧尼孽海·明·唐伯虎选辑

春梦琐言·明·不题撰人

海陵佚史·明·无遮道人编次

绣榻野史·明·吕天成著

昭阳趣史·明·古杭艳艳生著

浪史·明·风月轩又玄子著

玉闺红·明·东鲁落落平生撰

龙阳逸史·明·醉竹居士编

弁而钗·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宜春香质·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别有香·明·桃源醉花主人编

载花船·明·西泠狂者笔

欢喜冤家·明·湖渔隐主人著

巧缘艳史·清·江海主人编

艳婚野史·清·江海主人编

百花野史·清·一笑主人编

两肉缘·清·不题撰人

换夫妻·清·云游道人编

风流和尚·清·不题撰人

碧玉楼·清·竹溪修正山人编次

欢喜浪史·清·不题撰人

一片情·清·不题撰人

肉蒲团·明·情隐先生编次

梧桐影·清·不题撰人

巫梦缘·清·不题撰人

杏花天·清·古棠天放道人编次

浓情秘史·清·不题撰人

桃花影·清·檇李烟水散人编次

春灯闹·清·檇李烟水散人编次(暂以灯月缘替)

闹花丛·清·痴情士笔

巫山艳史·清·不题撰人

株林野史·清·不题撰人

浓情快史·清·嘉禾餐花主人编次

灯草和尚传·清·云游道人编次

怡情阵·清·江西野人编演

春灯迷史·清·青阳野人编

妖狐艳史·清·松竹轩编

桃花艳史·清·不题撰入

续金瓶梅·清·丁耀亢

三缕金瓶梅·清·讷音居士

姑妄言·清·三韩曹去晶著

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来自史传文学。《史记》 :“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5《晋书》记载了惠帝后贾氏的荒淫。小说中出现性行为描写，最早见于汉怜玄的《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继之有《迷楼记》和《大业拾遗记》等。《赵飞燕外传》为后世艳情小说留下了几种方式: 一是用春药，“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 阴精流输不禁”而崩；二是气功用于房中术，“内视三日， 肉肌盈实矣"。《迷楼记》 则是写行为环境和性行为工具的先导，御童女车“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

到了明代中叶，小说中性描写风气和艳情小说的创作渐蔚为景观。首先是文言小说中出现了性行为描写，《天缘奇遇》 、《花神三妙传》等已初露端倪，《如意君传》 更刻意描摹，大肆铺张，蔓延至于通俗小说，蔚为大观。《金瓶梅词话》 的出现将通俗小说的性描写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大量涌现泛滥，达到了繁衍的高峰。《金瓶梅》“悬诸国门”不几年，《海陵佚史》 、《绣榻野史》 、《昭阳趣史》、《浪史》等便相继出现，这股艳情旋风从明末刮到清初，“不但在量的方面多， 即在质的方面，亦足以推为世界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6

尽管小说中性行为的描写源远流长，但为何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集中产生于明末清初呢? 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有过论述。

沈雁冰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说了两个原因:“(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7

现在看来，茅盾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古代的性教育其实很发达。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论述到:

“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是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对性问题的观察体现在‘房中秘书’，即指导一家之长如何调谐夫妇的书籍当中。这些书在两千年前就已存在，并且直到十三世纪前后仍被广泛传习。”8

只是到了清代，变本加厉的禁欲主义终于导致出对性问题的讳莫如深。事实上，直到十三世纪两性的隔离仍未严格执行，性关系仍可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

因而在明末艳情小说喧闹的表面下，潜藏着的是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了艳情小说的产生。

政治上。经过元末残酷的农民战争，到洪武建国，社会已是一片惨败。明初统治者为恢复国力，采取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上，强化皇权，统一思想，极力推崇尊孔崇儒，推行理学教化。这样，产生于宋代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程朱理学，到明代才获得官学位置，真正开始兴隆起来。

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教条和统治者的严厉措施，使得社会风气整肃起来。永乐年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对官员挟妓宿娼的禁令，“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生弗叙”。9 宣德三年，顾佐整饬风宪，禁官吏狎妓宿娼，社会风气更趋收敛。10 明初近百年的发展，社会风气始终笼罩在一种禁欲的高压下。

随着政权稳固和经济的发展，大约在正统至成化年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上享乐风气有所抬头，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风气大盛。而此时的理学在经历了长久的独尊地位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走向困境，其自身内部也在酝酿着裂变。阳明心学的流行，极大地震撼了士人思想，四海之士靡然向风，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终于获得了从沉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井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封建礼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洪武之初，朱元璋制定了科举考试之法，考试必须以“四书五经”命题，答题则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二程的《易传》等书为准则。于是举国士子监生只知墨守成规，泥而不化。这种政治上的参与，使得本来作为哲学思想的理学活力全失，趋向僵死。等到“阳明心学”一出，四海之士靡然向风，理学一变而为心学。实际上，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有最高范畴，但王阳明吸收了陆九渊的“心即理"之说，将程朱之“性即理"改造为“心即理”，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11，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的这种学说将士人们的心灵世界引向内心关照，唤醒了士人主体意识。“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12 嘉靖以降，王学势力遍布全国，出现了浙中派、王畿派和泰州派，涌现出了徐渭、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等一批离经叛道、 诋孔毁孟高张个性解放大旗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掀起了一股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启蒙思潮。

这样，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三方的共同影响下，晚明社会风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风气为之大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种变化过程:

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当王振势张，太师英国公张辅辈尚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以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13

而在晚明涌动的凌厉的不可遏止的启蒙思想的冲击下，社会风气的巨变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在社会风俗的变化中得到彰显。人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裂变，竞奢眩奇，风流放纵成为多数人生活追求的目标，与明初淳朴的社会风貌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从明中晚期士人笔记中可以感受到这种转变以及巨大的冲击。写于弘治年间的王琦的《寓圃杂记》曰: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 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甍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继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 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4

明初，官方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不但人的身份有三六九等，连服饰、舆马和房舍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晚明启蒙思潮的冲击下，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不仅普通百姓的着装不再遵守官方制度，就连妓女乐户的服饰行止都有所突破。自成化、弘治以后，官方的制度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明初规定妓女乐户“男子令戴绿巾， 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在街道中走，止于道旁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都不许穿华丽衣服，令礼房吏王迪管领。”15 而嘉、隆以后，整个社会糜烂，服饰上模拟娼妓的风气竟然越来越盛。南京旧院“南曲衣裳装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初破瓜者，谓之梳拢; 已成人者，谓之上头。衣饰皆主治者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以其余物自取用之。故假母虽高年，亦盛装艳服，光彩动人。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16

在晚明这股纵欲狂潮下，士人扮演了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好奢靡、张扬个性的倾向表现得极其突出。除了好修饰竞侈糜的生活习惯外，明中晚期那种“致娈童为私役，狎丽竖之若友昆"的男风之流行，士人的作用“功不可没”。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公然提到“好娈童”: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作，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17

此外，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万历名士屠隆和臧懋循，而汤显祖和钱谦益均给以了赞叹。屠隆在任礼部主事时，“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再郎署益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18

而臧懋循在京为官期间，放纵而无所顾忌，所狎游对象多为娈童。《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中有《项四郎》一则云:

“今上乙酉岁，有渐东人项四郎名一元者，挟赀游太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臧顾渚懋循为南监博士，与之狎。同里兵都郎昊涌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谑无间。臧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毬子于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时黄仪庭凤翔为祭酒，闻其事大怒，露章弹之，并及吴兵部。得旨俱外贬。又一年丁亥内计，俱坐不谨罢斥。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臧。”19

最后臧懋循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

在发生裂变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艳情小说大量涌现。它既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也是晚明纵欲思潮留给后人最丰富、生动、直观的史料，又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严重的纵欲风气。

其次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1、从文学类型角度来看。艳情小说虽以写性爱为主，但若以大类划之当属世情小说一支，有学者称艳情小说是世情小说的两股异流之一，并将之比作世情小说下的一股潜流，直至《金瓶梅》出现，方始显露出一种横流漫溢的趋势(参见向楷《世情小说史》)。

《金瓶梅》作为一部杰出的世情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它问世后，反响极大，也深刻影响着后世世情小说的发展。就流派而言，《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就是艳情小说，一条即为才子佳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概括了《金瓶梅》之后叙放纵之事更有甚者有两种，一种为《玉娇李》，而此类是所谓“温柔敦厚”的代表。另一种是以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为代表的报应之书。也可以看出艳情小说蔚然成风是《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发展的必然。

2、小说观念和功能角度。有学者认为，古代小说发展到明嘉靖以后，随着小说的作用由“耳濡”到“目染”的大转化，小说观念处于更新阶段。小说的社会功能一劝善戒恶的警世论和破笑释啼的解颐论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艳情小说和性行为描写的主要的文学自身的原因(详见林辰《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

因果报应思想远在小说还没成为独立文体时就已是我们的道德意识。《尚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一说，《周易·坤·文言》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在注重因果报应思想的道教经书《太平经》中，善恶报应更被概括为“善自命长，恶自命短”。果报思想进入小说成为基本母题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古小说诞生之时，并且形成了大致稳定的叙事框架。隋唐以后，随着小说的日趋增多和表现形式的日趋多样，加上佛道报应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也相应地丰富复杂起来。但此时的果报作品的宗教色彩愈来愈淡化，神道施报的内涵渐渐被人道回报的实质代替，它在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发生转移，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果报观念的泛化和形式化使得小说劝善戒恶的警世作用越来越突出。小说的作者在自觉不自觉中都通过因果报应故事来劝善戒恶。这一点可以从小说尤其是艳情小说中大量的劝善词中看见。

因果报应是《姑妄言》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架构，作者在书中频频引用《太上感应篇》及《文昌帝君阴骘文》，作者《自评》中也特别强调到:

“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句虽鄙俚，然因为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21

林钝翁批语解释钱贵复明时也说:

“或钱贵年多瞽目，一梦便得重明， 未免似觉荒唐，余曰:‘不然，此一部书， 都无中生有，极言善恶相报应，警醒世人耳。' 钱贵之目不如此写，不见报应显赫，况亦不足为异。如裴度之种帝王须，丁谓之换鬼眼，鸡冠秀才之三耳，皆见于正经书内，岂尽荒唐者耶? 况瞽目重明者，载之各书，比比有之。”22

最后，书商的牟利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整个有明一代，小说在文坛上发展突出。除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之外，也与印刷术的发达，刊刻业空前繁荣密不可分。书商牟利刻书盛行一时。许多落魄文人也以编此类小说谋生。由于社会的需求，书商迎合读者心理，指挥着一批落魄文入炮制出艳情小说，如《浪史》、《巫山艳史》、《昭阳趣史》、《桃花艳史》、《怡情阵》、《春灯闹》、《桃花影》等都是如此产生的。万历年间曾出现了一个白话艳情小说刊行的高潮。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书坊由原来刊印发展到组织撰写。康熙年间的啸花轩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书坊专门组织文人撰写出版艳情小说。现存该书坊刊刻的艳情小说就有《醉春风》、《灯月缘》、《巫梦缘》、《梧桐影》、《杏花天》、《浓情快史》等。当然，书商牟利既促进了艳情小说的繁荣，但书坊撰写艳情小说时的模仿抄袭拼凑现象也埋下了衰败的因子。

(三)关于性意识

性意识是个人对性存在的感受、自认、作用、价值等主观感知过程的体验和认识。主要有三个层次: 性别意识、性欲意识与性观念。其中性观念是对性的主观认识。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带有系统性、传统性和群体性的性意识。性观念的形成与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等密切相关。它是一种人类深层的欲望表现,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

（未完待续）

注释：

1.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年。

2.同上。

3.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六，上杂出版社1953年。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天津: 百花文艺2002年。

5.《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2511页，中华书局1959年。

6.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年。

7.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年。

8.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序》,人民出版社，1999年。

9.王琦《寓圃杂记》卷一《官妓之革》，中华书局1997年。

10.参阅《明史·顾佐传》:“宣德三年，都御史刘观以贪被黜，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荐佐工廉有威，历官并著风采，为京尹，政清弊革，...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中华书局1974年。

11.《与王纯南)《明儒学案)卷10,中华书局1985。

12.顾宪成《小学斋札记》卷四。

13.《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第541页，中华书局1997年。

14.《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第42页，中华书局1997年。

1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第189页中华书局1997年。

16.余怀《板桥杂记》上卷，上海古籍2000年。

17.《嫏嬛文集》卷五，岳麓书杜1985年。

1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屠仪部隆》，上海古籍1983年。

1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第676页中华书局1997年。

20.《姑妄言》,《思无邪汇宝》，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本文所引《姑妄言》皆从此版本。

21.《姑妄言》第十六回，《思无邪汇宝》。

22.参见陈辽《明末清初的“啸花轩"现象》, 《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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