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新书首发式现场

2019年8月16日，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如期开幕。作为其中一个重头戏活动，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和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新书首发式”于当日上午在南国书香节广州主会场2号会议室举行。该套丛书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之“港口篇”，分为十册，研究广东沿海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包括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汕头港、汕尾港、潮州港、南澳港、阳江港、茂名港、湛江港。由于兴趣所致，笔者拜读《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余，不揣冒昧，试以评介如下。

一、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广东具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具有显著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文化特色。2000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由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担任会长，他同时任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家智库成员、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学术委员。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不断涌现。2014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立项后，由黄伟宗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仼、总主编。该书系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集大成者，截至目前，该书系已经出版五辑，分为“开拓篇”4册、“星座篇”10册、“概要篇”2册、“史料篇”4册和、“港口篇”10册，共30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是一套研究梳理2000年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脉络和优良传统的系列专著，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广东“一带一路”重点图书。

黄伟宗教授在首发式现场发言

“开拓篇”是前期研究成果的汇总，包括：1、周義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2、黄伟宗著《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纵横论》；3、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被誉为“一部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巨著”；4、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2014年春，该篇4部专著成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出访东盟三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礼品。

“星座篇”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星空中最辉煌、最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文化遗存景观的研究。包括：1、刘正刚、乔素玲著《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2、周鑫、王潞著《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3、王元林著《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4、郑佩瑷著《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5、崔勇、张永强、肖达顺著《海上敦煌——南海1号及其他海上文物》；6、谭元亨著《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7、刘永连、谢汝校著：《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8、冯海波著《香茶陶珠——广东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9、司徒尚纪著《侨乡三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10、陈韩晖、吴哲、黄颖川著《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概要篇”共有2册，包括：1、王培楠主编《“一带一路”广东要览》；2、江海燕主编，李庆新、孙长山副主编《海丝映粤——广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图志》。

“史料篇”共有4册，包括：1、周永卫、冯小莉、张立鹏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秦汉至五代卷）》；2、孙廷林、王元林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3、衷海燕、唐元平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明代卷）》；4、刘正刚、钱源初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清代卷）》。每册大致内容组成有政治关系（贡使往来、涉外关系）、商贸往来（市舶朝贡贸易、海禁与民间贸易、贸易商品、关税征收等）、海防体系（海防布局、倭夷海寇）、港口航线、船舶与航海技术、军器与火炮技术、文化交流。

这次新出版的“港口篇”充分展现广东沿海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过程、特点、重点和亮点，从港口变迁、航线扩展、船舶建造、航海技术、经贸发展、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呈现不同港口的特色。包括：1、李燕著《广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熊雪如、王元林编著《深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3、孟昭锋编著《珠海港与海上丝绸之路》；4、刘强、陈瑞娟编著《汕头港与海上丝绸之路》；5、汤苑芳著《汕尾港与海上丝绸之路》；6、李坚诚著《潮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7、黄迎涛著《南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8、许桂灵编著《阳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9、李爱军著《茂名港与海上丝绸之路》；10、陈立新、张波扬、陈昶编著《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根据该书后记可知，早在2001年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上，已经决定编写“珠江文化丛书”，计划由黄启臣教授等编写《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市组织学者编写《广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湛江市学者阮应祺、陈立新编写《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不幸的是，2004年，对于湛江市历史文化素有研究的市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阮应祺因病突然逝世。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重任落在陈立新先生身上，陈先生不负众望，继完成《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后，今又完成《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可喜可贺！

陈立新先生，字庆堂，1950年出生于湛江市，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水运工程管理专业。长期从事港航专业研究和管理工作，历任交通部湛江港务局策划发展处处长、湛江港中海集装箱公司董事等职，发表《古代港口视野下的广州湾》等论文。陈先生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之余，2007年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古代、近代部分续完，作为“珠江文化丛书”之一，由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陈先生在张波扬、陈昶两位先生的协助下将现代部分续完，更名为《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张波扬，硕士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撰有《新中国前期湛江港崛起及其动因探究》《国民政府对湛江港规划之探究》等论文。陈昶，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专业，现为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税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三位作者通力合作的成果，作为《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续篇，既有传承，也有开拓，是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

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新力作

湛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镇之一。2000年，由黄伟宗教授领衔的考察团在湛江徐闻县进行考察，认为徐闻港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2001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文史馆、湛江市人民政府、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在湛江市隆重举行，对我国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讨，得出我国早于西汉时期已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结论。会后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为《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出版。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号召，湛江市积极推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及现代“一带一路”的建设。国家已经将湛江定位为“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湛江正努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合作试验区。

根据广东省文物局资料显示，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点全省有19处，其中湛江市有2处，分别是汉代徐闻港遗址，包括二桥遗址和华丰岭汉墓群；宋元时期雷州窑外销瓷窑址，均为2015年申遗点。汉代徐闻港作为重要港口，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记载，从徐闻出发可远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唐代《元和郡县志》则记载汉代在徐闻设置左右侯官，谚语称“欲拔贫，诣徐闻”。显示汉代对外贸易的兴盛。1990年5月，广东省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汇同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等单位对徐闻县西南五里乡二桥村汉代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部分板瓦、筒瓦、“万岁”瓦当及陶片，以及“臣固私印”铜印。华丰岭汉墓群则徐闻华丰岭为中心，加上附近村庄，共有200多座汉墓。2015年，徐闻二桥遗址和华丰岭汉墓群、雷州窑址群、遂溪雷州窑窑址群均被列为广东省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湛江市政府成立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并批准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方案》。2015年，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遗办公室编写的《海上丝绸之路——湛江文化遗产》（上下册）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论坛”在湛江市隆重举行，会议上15家港口企业联合发布《湛江宣言》，主题是围绕港口合作发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来往和经济发展。2018年1月25-26日，湛江市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第一次联席会议预备会议。

最新出版的《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湛江“申遗”的力作。正如《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主编司徒尚纪认为，“该丛书发端于海上丝绸之路，归结于‘一带一路’，达到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之目的，具有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可供相关研究比照参考。广东沿海港口多有悠久历史，且其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如湛江港卷，即从汉代徐闻、合浦港说起，经历代变迁，到清末广州湾崛起、现当代湛江港建设，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文史馆研究馆员洪三泰对该书做出高度评价，其序云，“陈立新同志编撰的《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优秀著作。可以断言，本书时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全面地阐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专著，是见证湛江古代海上通道和湛江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的丰碑。”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三、

各章节内容梗概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全书共25万字，基本上以时间为顺序，讲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书本对于研究地域范围无明确说明，从内容而言是以今天湛江市尤其是湛江港为研究对象。全书16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1-8章讲述西汉至清代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第8-9章讲述近代广州湾租借时期至解放前的发展，第10-16章讲述建国后至今湛江港的蓬勃发展。作者在该书中回顾悠久历史的同时，注重书写当代湛江港的发展，为湛江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讲述汉武帝平定南越，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航程、交易对象以及地位，在此背景下讨论徐闻港的兴起，并分析徐闻现存的汉代遗迹和出土文物。

第二章为《东汉三国时期》，呈现这个时期风帆的使用，南海新航路、大秦道的开通，以及交州刺史部的改置、迁徙与广州兴盛的关系，指出珠崖郡治移置徐闻“在东汉几个历史时段‘遥领’海南，不仅延续了海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也维系了中原对海南的统治关系”。

第三章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明确提出这个时期雷州半岛是经纶东南亚和海外的前进基地，通过1984年发现的遂溪窖藏中的具有异域特色的银币、银碗等分析波斯通使的历史。这时佛教开始传入雷州地区，出现记载最早的建于南梁时的广济寺，引述黄佐《广东通志》雷州“自梁、唐以来，寺观庵堂半民居”的记载说明雷州佛寺庵堂之盛。

第四章为《隋、唐时期》，梳理市舶司建置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讨论湛江丝纺业、瓷窑的兴起发展。隋代已在湖光岩建立“惠灵侯祠”（今楞严寺），唐代在雷州建有“报恩寺”（今天宁寺）。该章还对于雷州政治经济中心北移原因作出分析，其所列四点理由对于雷州中心从徐闻北移至海康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第五章为《宋代湛江海上交通与涉外经济的发展》，讨论这个时期高雷地区沿海经济发展，陶瓷达到全盛时期，形成海康窑、遂溪窑等。宋末战乱对北部湾周边地区外贸的影响，湛江硇洲岛曾成为南宋端宗、帝昺驻跸之地，“闽民南迁”导致“雷州、高州、化州、海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跨越式的提升”。宋代航海者守护神最常见者即是天后娘娘，作者提出“据有关方志统计，目前广东存天后庙100多座，以湛江保存的为最多”，其中以雷州天后宫、硇洲津前天后宫为代表。这仅是根据方志统计所得，实际上，今天广东沿海、沿江地区遍布天后庙，数量应远在100多座以上。

第六章为《元代的海运与海外扩张》，分析元代海运与水陆交通，雷州与福建港口的关系。海北海南道博易提举司在雷州设立，目的是“适应雷州半岛外贸的急剧发展和加强涉外监管”。元代雷州海外贸易文物则重点分析了2000年在湛江硇洲岛打捞到的瓷瓶和非洲大象牙。

第七章为《明代湛江的海外交通》，分析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盛极而衰”的时代背景，海禁政策影响着南海海防举措。重点分析了两家滩港、通明港、芷竂港、梅菉港的发展兴衰。专门论述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典史，建造“贵生书院”的事迹。这个时期基督教传入雷州半岛，亦有不少作物、乐器等传入到此地，包括缅茄、烟草、菠萝、茉莉、石磬、占米、番薯、雍菜、菠菜、薔薇露（花露水）。

第八章为《清代湛江与海外的交往》，总结清初海禁对高雷地区海外贸易的致命打击，同时分析“一口通商”政策下高雷地区海关的设置。清代赤坎港迎来发展，出现外地客商建造的“五大会馆”，“金芷竂、银赤坎”的说法开始流行。基督教在雷州半岛得到发展，澳门教区派遣中国籍神父到廉江、雷州传教。“雷州人民海上反清斗争”则是描述乾嘉间“华南海盗”的活动。根据谭启浩先生提供的资料，梳理清末徐闻关滘尾灯塔的建造与变迁。

第九章为《法国强租广州湾》，首先肯定吴川、遂溪人民抗法斗争的历史功绩，对法国侵占广州湾的过程进行记述。天主教、基督教在湛江得到发展，1900年广州湾西营建造维多尔天主教堂，设立广州湾修女院、福音堂。法国人对于广州湾的经营下，市政、商业等各方面得到发展，广州湾早期导航设施为硇洲灯塔，早期港口设施为堤岸、海港、码头的修筑。文末附有“1943-1945年广州湾（湛江）进出口总值”统计表格。

第十章为《广州湾回归与大建港计划》，论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法中交收广州湾的重大历史事件，广州湾回归后改称湛江市，首任市长提议开放湛江市为我国西南商埠。根据海关资料，研究了“广州湾港1946-1949年进出口贸易情况”，这个时期广州湾已经改名湛江市，虽然有部分资料沿称广州湾，但是称为湛江市更为恰当。本章还讨论了国民政府筹划湛江建港计划与马歇尔大道铁路建设计划的破灭。

第十一章为《湛江解放与湛江新港的诞生》，指出湛江解放与湛江人民支前工作，“湛江市各地积极响应南路支前司令部的号召，踊跃招募船工、民工，筹款集粮，修筑公路等，支援解放海南岛。”解放初期湛江的港航业中，交通部广州区港务局湛江分局应运而生。湛江新港的诞生，“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发展对外贸易和巩固国防建设，1953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湛江市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同时配套兴建黎湛铁路和民航机场。”由工程师刘峻峰、谭真共同主持设计湛江港的建造，于1956年建成使用。

第十二章为《新港晨曲》，该章内容篇幅较短，湛江新港使用前的准备中梳理湛江港务局组织调整，“兼顾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湛江新港的投入使用从不完善到步入正轨，“湛江港发挥了沟通内贸、发展外贸的重要作用”。

第十三章为《港口加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篇幅亦较短，指出20世纪80年代湛江港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湛江港视察。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中，“交通部湛江港务管理局”更名为“湛江港务局”，为省直属企业。湛江港集装箱运输起步中，开辟广州至湛江、香港至湛江两条集装箱运输航线。

第十四章为《新世纪 新飞跃》，明确指出加快港口建设与发展，促进湛江市经济全面提速和加快崛起，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湛江港视察，指示“发挥优势、抓住机遇、理清发展思路”，《湛江港总体布局规划》出台。湛江港经营环境得到改善，表现为高速公路、航道的便捷，供水、供电、各类服务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湛江港改制后资产经营及变动情况，显示2004年开始湛江港务局改制为湛江港集团有限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取得较好的综合经营成绩。湛江港企业整体改制中，湛江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中国宝钢、中石化两家股东。该章还指出湛江港30万吨级陆岸原油码头、25万吨级深水航道、20万吨级铁矿石码头“三大工程”在湛江港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湛江港跨入世界亿吨大港行列，有利于加大实施“港口兴市”战略，加快推进“一县一港”“一港一园”，规划建设雷州半岛港口群。

第十五章为《湛江港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介绍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国与东盟的物流现状，明确湛江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定位，指出湛江对接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第十六章为《携手创造港口经济发展新时代》，讲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合作及《湛江宣言》发布，“湛江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是中国大陆通往‘新丝路’沿线国家、地区航程最短的口岸城市。”湛江已成为北部湾沿海首个年吞吐量2亿吨的港口城市。湛江在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上大有作为，并对此前景进行展望，“可以预见，湛江和湛江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四、

突出优点

本书虽为合作成果，但全书内容浑然一体，读后发现该书至少存在以下几个优点。

（1）资料丰富。书后罗列的原始参考文献为56种，除了正史、政书，还有方志、笔记等，种类丰富。“参考文献”之外其他原始文献还有都穆《听雨纪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袁水纶《靖海氛记》、梁兆磐《梅菉志》等。该书对于档案资料也利用不少，有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室、省市档案馆等单位的档案资料，还包括《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等出版档案。该书第10章第2节《开放湛江市为我国西南商埠案始末》，引用十多份档案资料，对于湛江市首任市长郭寿华和广东省行政会议八区专员林荫根共同署名提交议案，经由参政会由行政院下达广东省政府拟办，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以及广东省建设厅均作出批示，使“湛江开放为通商口岸、建港及建市均取得了合法地位”。该书还参考了原湛江海关谭启浩先生收藏的珍贵资料。

（2）学界对话。书中对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亦有借鉴，尤其是大量借鉴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引述的论文有：杨少祥《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何纪生、吴振华《广东徐闻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97年第4期；刘正刚、刘军《明清冼夫人崇拜与地方经济变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等等。该书还尝试对学界关切的问题进行回应，例如西汉徐闻县城遗迹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作者陈先生除在正文中研究外，在“后记”中再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有的问题仍存歧见，有待深入探讨。比如，最早记载于历史文献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之一的西汉徐闻港，具体地址在今什么地方？是什么类型的港口？从明代到现代，就有今徐闻县说、今海康县（雷州市）说，又有始发港说、一港多区说、大徐闻说、番禺外港说、出口港说、中转港说，可谓众说纷纭。这种情况在学术研究中很正常，是好现象。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在研讨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或层面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利于扩宽视野，推动研究深入发展。解决学术分歧问题，正是需要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讨氛围，才能逐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取得共识或阶段性成果。”这既反映了作者对于学界研究现状的熟知，又体现了其理性分析的可贵学术精神。

（3）专业知识。陈先生作为湛江港管理人员，并毕业于海事学校，因此具备专业的海洋知识，这一点在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古史记载毕竟仅有只言片语，对于历史的还原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讨论西汉时期航海条件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广东近岸海流分布比较复杂，尤其是粤西沿海海流状况更为特殊。海流分为潮流及余流。余流包括风海流、地砖流、径流、密度流等。雷州半岛附近海区的海流主要受太平洋潮波、河口径流、近海漂流、地转流及海岛地形等因素的控制。”对于这一点，洪三泰先生业已指出，他说：“立新长期在湛江这个大港口工作，参与了港口规划、港口建设、全国港口的工作学术交流和港史、港志写作等方面的活动，研究项目很多，知识积累丰富。……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作者传递了很大的信息量和多方面的海运、海外贸易的知识，如造船、季风、丝绸、陶瓷、海流、气象、考古、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宗教、贸易、人物、方物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在全书中都得到生动的介绍。”陈先生作为现代湛江港的决策者、管理者和亲历者之一，加之他对于古代史籍的爬梳剔抉，使本书呈现出来更多的专业性。

（4）实地考察。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和有限，历史研究还需要借助田野考察。2002年，作者陈先生陪同他人考察徐闻旧址二桥村时，发现村民捡回拍印纹的东汉地券（原书写作“卷”）砖文物中有“帝君百石”字样，通过分析认为这“当是南方赤帝庙百石卒史墓的遗物”。对于雷州石狗的分析也来自考察所得，“雷州半岛现存‘石狗’，实际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石狗，约出现于唐代；另一类则是石狮，而石狮的出现比真正的石狗出现得更早。现存‘石狗’中有的形态古朴，无底座或底座很薄，实际上就是东汉狮子的汉式‘形象派’作品，是早期佛教传入雷州半岛时的遗物。”这样的合理推测对于探讨雷州石狗的来源与演变具有学术意义。该书对始建于唐代的雷州天宁寺进行研究时，提及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定庵对苏东坡在该寺的题字“万山第一”曾有拓印，提及“1989年，沈氏获悉天宁寺重建，将珍藏孤本割爱奉还，东坡匾题石坊得以重建复原，展现旧时风采。但此匾字体太过方正，已不似东坡笔风，编者疑为沈定庵加工。”正是由于实地考察所得，因此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

美中不足的是，全书各章内容详略、篇幅长短不一，这可能受制于资料记载的局限。内容似乎有个别的错漏，如第167页的标题“2.安总口”疑为“海安总口”，因为“梅菉和海安，是当时的两个正税总口”；第175页中的注释《朱批奏摺》中的“摺”没有转换为简体“折”字；第202页赤坎“鸭毑港”应为“鸭乸港”。当然，这无伤大雅。《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全面系统论述2000多年湛江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脉络的专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读物。

撰文：钱源初

校对：吴子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