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影视汇丨《恐怖直播》:利己主义者的角逐场
“为什么要句道歉那么难?”
在韩国首尔某个平凡的上午,广播电台Daily Topic节目的主持人尹英华正就税率改革问题与听众进行连线。不久前因受贿问题被降职为电台主持人的他一直都在寻找翻身的契机。
此时,一位名叫朴鲁圭的听众打来一通非同寻常的电话,尹英华决定抓住这次机会,重返昔日风光职位。在狭小的直播间里,一场关于人性与政治的博弈悄然开始。
在本片中,尹英华并非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事业和爱情接连受挫的他带着底层人物的不幸与无奈。当声称要炸桥的朴鲁圭真的将桥炸毁之后,他第一反应是报警,但在纸上记录信息时,“独家”两个字跃入他的视野,人性的善面终被贪念湮没。
原本他只是事件的旁观者,但在欲望与强权的驱动下,逐渐蜕变为抗争者。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多面也呈现在观者眼前。
旁观者:冷漠与自私
霍曼斯在社会交换论中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由于每个人都企图在交换中获取最大收益和减少代价,所以交换行为本身变成得与失的权衡。当恐怖分子声称要炸毁汉江大桥时,这并不触及尹英华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不以为然,甚至语言怂恿以至让对方抓住把柄。
在这里,尹英华所扮演的角色是旁观者。与他一同旁观的还有只追求收视率,不惜牺牲人质以获取民众对恐怖分子憎恶的局长。二人一起设计劝服恐怖分子投降然后政府胜利的剧本,甚至荒谬地支付恐怖分子酬劳以让其配合演出。
电台其他的工作人员,以及自傲的警察局厅长,都默默地看着与自己无关的悲剧不受阻止地发生。人性中的冷漠与自私,在直播间里蔓延。
参与者:良知与歉疚
当朴鲁圭告诉尹英华他的耳机上有炸弹时,尹英华就成了事件的参与者,因为他受到了生命威胁。如果桥上的炸弹被再次引爆,那么他深爱的前妻也将生死未卜。
这部分,影片快节奏的镜头切换无形中渲染了紧张的氛围,画面在时钟与远景的汉江大桥间不断交替,强烈的压迫感透过屏幕弥漫开来。尹英华看着现场画面里混乱的民众,看着将两个孩子推出车窗自己却随着车身落入大海的父亲,看着不断让他激怒恐怖分子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局长,他心中的良知逐渐被唤醒。
他不能那么做,那样会有更多的人死去。这时的他迫切地希望总统能够来临,他听从警方的要求与朴鲁圭苦心斡旋,最终等来的却是代替总统出现的刚愎自用的警察局厅长,这让他之前的劝说都功亏一篑。
尹英华曾是朴鲁圭最信任的主播,但如今的无能与懦弱让他的情绪被歉疚肆意侵占。从第一次炸桥没有伤亡的情况来看,朴鲁圭并不想杀人,只想要总统道歉。但随着第二次桥塌的轰鸣声,尹英华的心理防线也被攻破。
抗争者:悲愤与无望
随着剧情的发展,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电话中提到的朴鲁圭早在两年前修缮汉江大桥的工程中意外死亡,恐怖分子是其儿子朴晨佑。他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想要政府给父亲的死一个交代,即使最终仍未能如愿。
此时的尹英华,被领导出卖,被警方通缉,前妻也意外去世。他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却仍旧逃脱不了作为统治者的喉舌无处遁形的悲惨命运。他悲愤无比,却又无能为力。按下引爆器的那一刻,他睁着泛红的眼,神情中透露出无限的悲凉和绝望。
与尹英华炸毁的SNC电视台大楼一同倒下的,是他对媒体的信仰和政府的威望,他本想在这座楼里实现自己的名利梦,这场直播却让一切化为灰烬。他不过是一枚棋子,一只替罪羊。无用的抗争后,他摧毁了自己,和自己心中的梦。
在尹英华从旁观者走向抗争者的过程中,影片巧妙地用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外化内心情绪,并以大量的面部特写和长镜头增强人物情绪的感染力和故事的真实感。出场时他戴着墨镜,不修边幅,低沉的情绪中带着对这份工作的排斥;当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次独家新闻重回事业巅峰时,他改变了着装,眼神中也透露出自傲与期盼;最后,当他不断被威胁,控制时,他陷入焦虑,眼镜被摘下,头发也被挠得杂乱。
影片用非水平角度偏斜的拍摄手法,摇晃的镜头在使人视觉不适的同时,传达出人物慌乱的情绪,造成观众内心的不安感,增强了悬疑气息。
随着尹英华人性中的善意逐渐被唤醒,故事走向高潮。而与此相对的,是那些象征着希望的东西逐个破灭。片中多次奏响希望降临的前奏,最终却以失望收尾。第一次希望的出现,是尹英华被告知总统将会莅临现场时。当事情看似有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来的却是极度傲慢且强硬的警察局厅长;第二次,是朴鲁圭答应放过女人和小孩时。但突然坍塌的桥面,又将这生的希望砸向海底;第三次,是尹英华用力拉住即将坠楼的朴晨佑时。当大家认为这个背负罪恶的孩子或许还有一丝得到救赎的可能,几声枪响,又让这希望坠向深渊,摔得粉碎……
索福克勒斯的《残篇集》中曾说:绝大多数人活在世上,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希望。我想这也是尹英华选择离开这世上的原因。
缺席者:沉默的反噬
片中还有一个未曾出面的关键角色,就是总统。基于事实来看,政府的不断失职是促使朴晨佑成为“恐怖分子”的直接原因。总统是国家行政体制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朴鲁圭一家遭受不公正对待,那么他有义务为这种不公正发声。任何个体都值得尊重。当朴鲁圭及同伴漂浮在水面上急需救援时,保卫国民生命安全的警察和救援队却忙着军事演练,致使三个工人全部丧生,这是工作的失责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藐视。
如朴晨佑所控诉:“国家要我怎么做,我就像狗一样的拼命工作,但是这个国家却把我们当成废物……我只是想获得最基本的人性尊重。”
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基于此,总统道歉合乎情理,也将换来政府与朴鲁圭一家恩怨的化解及桥上无辜民众的生命安全。可他没有选择道歉。他的缺席背后是国家权力的缺席,那是服务国民的政府在个体求助时的漠然,是社会将一个家庭流落于底层之后的轻视,是对无良媒体与政府勾结等恶行的默许。
行为与话语的沉默都是具有副作用的,如“世越号”船难后,朴槿惠的沉默最终换来的是暴力的示威和无数人的谴责。总统身份的特殊,环境的潜在危险,舆论的质疑压力都不应成为他逃避的理由,成为他与蔑视生命者同流合污的理由。
朴晨佑一家,则是被动地成为社会的缺席者。为国家做了三十年水泥工的父亲因无人救援而去世,政府甚至连一点安慰性的补偿金都不肯给予,两年过去了,他的家庭仿佛被这个社会遗弃。父亲已经缺席他的人生,他却连诉说的话语权都无法拥有,不断地被迫沉默。他寄希望于父亲生前信任的主播尹英华能为他伸张正义,却被粗暴地挂断电话。他愤怒的吼道:“为何我不能畅所欲言。”既然无人听他说话,那么他只能选择用炸弹说话。
后来他也意识到,身为主播的尹英华其实也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傀儡。当他给前妻和车局长打电话时,同样被挂断了电话;直播时,局长将他要说的话都打在屏幕上,他只能照着念,如果违抗就会被抛弃。底层阶级的人们话语权缺乏,上层阶级的话语权却被滥用,他们歪曲事实,曝光隐私,恶意引导舆论。政府和媒体是沆瀣一气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恐怖直播》中最为恐怖的,是体制和人性的黑暗面,以及无能的政府喉舌。媒体与政府,本是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本片中,媒体却成为了政府掩盖罪行的工具,充斥着虚假和伪善。片中的媒体人,包括男主,无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
“今天的反恐战争中,政府赢得最后胜利。”这是影片最后一句台词,极尽丑恶,极尽讽刺。在这片利己主义者的角逐场内,是否只有坚持利己,才能取得“胜利”。
撰文/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