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龙湖，即环城湖，俗称城湖，1996年柳湖清淤后，因淮阳被称为龙都而定名。

1981年测量，龙湖围堤长14公里，东西阔4.4公里，南北长2.5公里，分为柳湖、弦歌湖、南坛湖、东湖及内湖。湖区总面积11平方公里，计16483亩。除县城、名胜古迹和部分村庄占地，水域面积为5.3平方公里，计10840亩。2008年底经GPS卫星定位测量，除去浅滩，水域面积：柳湖1877亩、弦歌湖1574亩、南坛湖2817亩、东湖4582亩，四湖计10850亩。城区内湖经实际丈量：东南隅80亩、东北隅120亩、西北隅130亩、西南隅9亩，计339亩。龙湖总面积11189亩。

淮阳县城位于湖中，仅四关四条路与外相通。被誉为“水城淮阳”。湖区及湖外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随着龙湖的开发，新景观不断涌现。湖区古迹有陈胡公墓、司城贞子阁、弦歌台、画卦台。1996年在柳湖恢复了西铭山、苏亭莲舫，新建了九龙戏水、宋井纪念亭。1999年在弦歌湖新建了九曲桥。2004年，在城北至蔡河的路两岸拆迁民居建现代化湖滨公园三座，在湖北岸即太昊陵前建面积约70000平方米伏羲文化广场。修建贯通整个湖区的神龙桥、东关桥、南关桥。环湖种植绿化树木3万余株，植被绿化3万平方米，修通了北环湖路，使全长14公里的外环湖路全部贯通。又沿古城墙用石板硬化内环湖路 4.5公里，绿化湖滨及城区街道15.8万平方米，铺设青石板15万平方米，内外环湖路安装路灯1650盏，亮化美化了龙湖，成了一个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湖周围，北岸有太昊陵庙，汉代淮阳王刘崇墓；南岸相距一公里有曹植墓、东南二公里有平粮台；城内现存古迹有包公祠遗址、城隍庙遗址、袁端敏公祠大殿等。整个龙湖风景区，城在湖中，湖在景中，景在城中，人在画中。

第一章 龙湖的形成

龙湖形成于何时，怎么形成的，曾说法不一。今据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旧志记载证实，其成因一是筑堤防洪护城，堤内取土，堤外泥沙沉积；二是取土筑城，城区地面抬高，城外地面降低。经考证，最早有“护城堤”的文字记载是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唐故忠武军节度正十将”李堪的墓志铭：“其莹前望长堤，后窥庙宇，西连大道”。最早形成环城湖的时间是宋朝大中祥符二年（1009），最早出现“湖”的文字记载是宋代陈州知州张咏1015年前所筑“望湖台”，最早咏柳湖的诗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辙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初到陈州任教谕后的《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按区域划分定名最早文字记载是清顺治《陈州志》：“柳湖，在郡城西北隅。北关湖，在郡城柳湖东。南坛湖，在郡城东南隅，南坛傍，因名。”最早用图完整表现环城湖及环湖大堤的是清乾隆十九年《淮宁县志》。

第一节 湖区古地貌

自原始社会伏羲时代，淮阳一带地势平坦，最高点是平粮台，即古宛丘。4500年前的宛丘古城，也是夏商时期“陈”的都城。西周初陈胡公任陈国国君不久即建了新城，并很快把都城从宛丘古城迁到了新城（今淮阳县城）。最早描述本地水情的文字是《诗经·陈风》中的《东门之池》和《泽陂》：“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以晤语……”“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由于这两首诗歌流传很久很广，鉴于今湖面宽广，又有大面积蒲苇和荷花，普遍认为早在西周时就有了龙湖，陈胡公是选择湖水做屏障而建陈城，东门之池即东门外的城湖，有蒲与荷就是湖中的蒲苇和荷花，这是错误的。

目前发现淮阳最早的志书清顺治《陈州志》记载：“东门池，按《水经注》，陈城故陈国也，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查旧志和民国《淮阳县志》中的陈州城图，皆与今天的现状相符：城内四角皆有城池。只是疏于保护，部分市民填池造宅，面积缩小了。东门之池即城门内的城池。查历代关于诗经的解释，彼泽皆说是池塘。或为城门内城池，或为城门外池塘。

柳湖区：

1959年大旱，柳湖干涸，西岸苏花园村民在浅湖区种稻，挖土井引湖水灌溉，在湖底2米深处挖出一口古代砖砌水井。1986年、1987年西关居民在湖滩挖塘养鱼，2米以下挖出一些碎砖，瓦块，陶片，木炭等，可惜当时都没有断代。

1996年4—5月，淮阳县委、县政府开发柳湖，当时开挖清淤实行的是“人海战术”，进度很快，许多古墓葬被挖毁。现场不完全统计，抢救出来的可辨认确定为古墓葬、并出土文物的有20余座，其时代均为汉、唐、宋三代。同时还发现古代坑塘两处。一处居田湾之南，一处位于田湾的东南隅。在西北柳湖区湖底1.5米深处挖掘出两口东南西北方向、相距20米的砖砌圆口饮用水井；还发掘出宋代黑瓷罐、白瓷钵。在靠蔡河湖区出土了汉代陶罐、陶碗、宋代的瓷盏、火炉等。在田湾村南即柳湖西区湖底1.5米左右，挖出一口宋代砖砌水井，井口直径约0.8米，井口青石内侧有绳索磨出的沟豁痕迹（为保护此古迹，特建有纪念亭）。同时还发掘出唐代黄釉碗、宋代墓葬，出土绿釉瓷枕、白釉碗、陶佣、白釉瓷罐、铜镜及大量陶片。在宋墓的叠压下，又发现几片汉墓。在西城墙根附近，出土了汉代陶盆、陶罐、瓷盏、宋代瓷盆等。

东湖区：

1986年，东湖滩地上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片、陶器、木炭。

1990年夏，城东关6位老人介绍：民国20年（1931），取城东关路北东岳庙遗址（清顺治《陈州志》：东岳庙，在城东关。）土垫东关入城路，在地面3米以下挖出10多口排列整齐的“井”状陶管，“井”口用弯砖砌成，直径约1米、内套有直径约0.3米的陶管，及板瓦相互连接、平铺的散水 。经文物部门鉴定年代为东周时期。在其附近，群众常拣到楚金币、战国玉器等文物。其它挖掘出的还有碎砖、陶罐、碑座、鏊型约0.2米厚的马牙石、古币、冶金矿渣和含有金的渣块。

20世纪60、70年代还有群众在遗址中捡到含金的矿渣块，此遗址可能是古代人冶金的场地。20世纪80、90年代文物部门进行文物调查发现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群众取土、挖鱼塘时曾发现有东周时期的文物。1994年，出土了完整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匜和铜方壶。

弦歌湖区：

1999年淮阳开发弦歌湖期间，调查发现古遗址2处、古坑塘5处；发掘清理窑址19座、井2眼、窖藏2座、古墓葬241座。在调查清理过程中，发现这些古文化遗迹和遗存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或严重破坏和盗掘。

遗址：一处时代为东周至明清时期，位于西关平信桥西端南侧与西关现居住地表相平，为湖的北岸。内含较多的明清至东周时期的陶瓷器物和建筑材料残片、段。还包含灰坑、窖藏、井、窑等遗迹。从器形看分别有缸，罐、盆、碗、盘、瓶、豆、板瓦，筒瓦、瓦当、墓砖。文化层厚度为3.5—4.2米不等。另一处在湖底，距现代地面3.6米，时代为唐、宋、金至东周，位于南关居民区的西侧，南宽150米、北宽100米、南北长与现南关居民区相同，平面呈梯形分布。内含较多陶器和建筑材料残片、段，包含有灰坑、墓葬。从器形看可分有缸、罐、盘、壶、盆、豆、碗、瓶、板瓦、筒瓦、残砖等。瓷器釉色有黑釉、酱釉、青釉、黄釉、白釉、白地黑花、刻花、印花等。

古坑塘：大小不一，互不相连，为圆形或不规则形，分布在湖底所清淤的范围内。

窑：分布在弦歌台南、东、西，绝大部分被破坏殆尽，有的仅存火膛一部或留一部分。从残存的情况看，皆有窑道、火膛、火门、窑室、烟道组成。所不同的是汉代窑平面为长方形，唐代窑为梯形。

井：仅存下部，汉代井发现于湖底，用青灰色圆形井圈上下对接而成。井圈两端厚、中间稍薄。明代井发现于平信桥西端南侧、湖北岸的遗址内，内壁用杂砖（汉砖、明砖）卧置或平铺，层层交错，砌筑成圆形。两眼井的井壁皆发现有使用的磨损痕迹或绳索磨损的沟槽。

窖藏：均发现于平信桥西端南侧，湖北岸的遗址内，呈圆形，时代为汉。大部分被破坏，仅存下部，周壁皆用砖平铺或卧置砌筑。其中一座为光滑的黄生土底，中间微凹。出土有蚌器、骨簪及骨器半成品。而另一座底部用砖平铺而成，出土有青铜器、铜镜、铜带勾、铁器残片、段。由此可知，两窖藏的功用各有不同。

墓葬：春秋、汉代墓葬各一座，唐代墓葬居多，北宋、金代墓葬次之。春秋、汉代墓葬仅存局部，均为长方土坑竖穴，出土有陶罐残片。唐代墓葬：分早、晚两期，有中小型之别。中型墓葬为多室，分别有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及耳室组成。墓道为长方斜坡或长方斜坡阶梯式两种。墓室均为弧方形，室内有仿木结构和砖雕，且设棺床。砖雕多有尺、剪、桌、椅、案、几、箱、柜、窗、果盒（盘），水果点心等，有的用黑、白、红漆涂仿木结构，有的墓壁用白灰抹平后，再绘人物壁画。小型墓葬多为单室，平面为船形、弧方形、长方形和梯形，皆有长方形斜坡墓道。弧方形墓室内有简单的仿木结构和砖雕，仿木结构涂抹红、白、黑漆以突显示，砖雕为尺、剪、熨斗、桌和椅，且设棺床。宋代墓葬有中、小型之分。以砖室居多，长方土坑较少。砖室墓墓室有方圆形和长方形两种。中型墓葬为多室，有甬道、主室和耳室组成，墓道有长方形斜坡和长方形阶梯斜坡。墓室多为方圆形，内设棺床。室有复杂的仿木结构和砖雕。墓壁先用麦糠拌泥抹平，而后用石灰掺麻涂抹一层，再用黑、黄、红三色绘画。彩绘内容有衣架、人物、花鸟、墓主人生活场景。小型墓葬多为单室砖砌结构，长方土坑较少，墓道为长方形斜坡。金代墓葬有中型和小型之分。墓室为砖结构的长方形和方圆形两种，皆有长方形斜坡墓道。中型墓葬分别由主室、耳室组成，或长方形墓室较大。墓室为方圆形的有复杂的仿木结构，内设棺床。墓室内壁先用麦糠拌泥抹平，而后白灰掺麻罩白，再用黑、白、绿或单黑色彩绘云气、人物、花鸟、竹林，牡丹、孔雀图案及墓主人夫妻生活场景。小型墓葬为砖砌筑的长方形单室。

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金银器、铁器、琉璃器、陶器、三彩器、瓷器、木漆器、石器、蚌器、唐代墓志铭（石质、陶质）、金代墓志铭、金代朱书买地券、铜钱、铁钱、铜饰件等。其中：春秋青铜蚕：长5.06厘米，宽1.08厘米，厚1.30厘米，重45克。该铜蚕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下有足，背有纹，头部昂起，嘴前伸。具有很高的铸造艺术水平和历史文物价值。(春秋青铜蚕图片)

唐代金簪：长8.8厘米，宽1.6厘米、重15克、长条形，头部较厚，尾部较尖，金黄色。唐代碗：口径8.9厘米，高3.7厘米、重65克。侈口，平底，腹中部饰一周凸旋纹饰。波斯银币：体呈园形扁平状，直径3厘米，厚0.12厘米，重2.5克。正面中部有动物图像，图像外围两周饰联珠纹，联珠纹外一周波斯文字，不清，中部有一小孔，背素、深灰色。该银币保存完整，属周口首次发现。为研究大唐与阿拉伯大食帝国的关系，以及大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三彩贴花炉：高14.4厘米、口径9.3厘米，腹径15.1厘米。敞口、短颈、鼓腹，小平底，三蹄足，施绿、黄两色釉，釉不到底，有流釉现象。肩贴梅花四朵，腹贴变形动物、纹饰，肩、底各饰一道旋纹。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为研究我国瓷器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北宋当阳峪窑白釉刻花罐：高17.9厘米，口径9.4厘米，腹最大径11.1厘米，底径9.3厘米。直口、筒腹圈足，白釉刻花，上下部对称刻一团莲瓣花纹，中部刻划折枝菊花纹。内饰白釉、底无釉。刻罐保存完整，器形规整，独特，釉色明亮匀净，纹饰精美流畅，为当阳峪窑烧造的代表之作，全国罕见。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为研究中国瓷器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故李府君墓志之铭：发现于现在的南湖宾馆南。质地为青石，近方形，上下两合，上合志盖为盝形，上阴刻“唐故李府君墓志之铭”九个篆字；四刹阴线浅刻云气纹围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侧面刻缠枝花卉；下合墓志侧面阴刻有开光“十二生肖”图，兽首、人身、手持笏板，线条刻划流畅，图像生动传神，实属罕见。正面阴刻楷体文字：唐故忠武军节度正十将，充陈州军事押衙兼知客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李公鋕铭并序：公讳字堪，陇西郡人也。曾璟授河阳军节度押衙，充招義行营第二都先锋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祖谅，傲世不仕，退禄就业。公家传武略，门望雄名，入世匡邦，氏称髦杰。公习先人之术，得黄公之机，釰韬之外，精业儒风，器识冲和，才惟通敏。早居吏理累著公文，当职而静务间莅事而材能，共齐班行推重。郡牧见知务绾极司，其身居右职，笔动珠玑、灿烂成章、掷地金声，合议将甄迁知客务。雍雍礼皃，揖让可观，济济威仪，进退有度，作宾客之领神，为刺史之腹心。在公负干烈之名，凡事秉忠廉之节。口爵荣身，以禄赡家，孝不碍公，事无求私。丈拜未享，疾遭天祸，时春秋五十，以广明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殁于陈州宛丘县私第也！夫人姜氏，芬华自得，妇礼无亏，令洲既闻，恭谨有仪，福不延龄，早归玄室。公有一子曰乐，効当州军事衙前兵马使兼副知客务；有一女，適乡贡进士朱起。后婚丁氏，无子。粤以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已巳二十八日祔于宛丘西南开元乡。其莹前望长堤，后窥庙宇（注：指弦歌台，720年左右建庙宇），西连大道，东指郊絅。呜呼，痛礼皃之永远！嗟，佳声之徒在！至孝等今，卜兆送终，孝道尽矣！将虑原谷变移口堽颓毁，故刻石书铭以明后时。铭曰：神器卓口，威姿不群，世能之任，职烈切动。名高辞著，价重清声，翰动云飞，釰拔落星。 郡乡仁风，时播奇英，伤哉书釰，永奄泉扃。 萧萧北邙，松槚风悲，寂寂长夜，寒月口啼。” 共24行，每行23字。

唐代墓志铭：灰陶质，方形、边长34厘米，表用黑漆涂底，白漆书文，只可惜因久泡水中，出土时已大部脱落，字迹不清，无从辨认。

金代墓志：发现位置在弦歌台南，灰陶质，方形，朱书题文：“大金国陈州宛丘县第六都思陵村住人……”

金代买地券：发现位置在弦歌台南，灰陶质、方形、朱书题文：“韦大金国陈州、杨邦居住……于本州宛丘县第六都思陵村自己益地内长寿所一座……明昌二年四月初五日”。

南坛湖区：

这里最有名的是陈胡公墓，清顺治《陈州志》记载：“胡公墓，旧志（明《陈州志》初修于正德八年，今不存）谓在城东南，世传其墓用铁冶铸成，苔色苍古，在壕内。”陈胡公作为陈国和陈城的创建者，死后不仅不会葬于水中，而且也会选择高地，其墓地后来湖水所围，才在壕内。1992年为了确定陈胡公铁墓，对南坛湖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时期的陶片。

城内：

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显示，城内地层关系复杂，文化堆积厚度达10米以上，最厚处为15米之多，各个时代的包含物非常丰富，且城内不见黄河淤积土层。这是古代人们在城内长期活动取土垫高的结果。加之历次的修城筑垣，导致古城外围地势低洼，成为壕沟（护城河）和众多的坑塘。《诗经·陈风·泽陂》中的“池”和“泽”应是修城筑廓取土形成的坑塘。

1985年建南百华大楼、1988年建淮阳电影院、1990年11月建淮阳邮电大楼进行地质钻探，下钻10米，以上为深褐色杂土层。其中有砖头、瓦片、陶片和兽骨、鱼骨、草木灰等杂物。10米以下砖头、瓦片，陶片等杂物渐少，土质由杂土变为黄流沙。由此可以说明，在淮阳城址最早建城时的地面应距今城地面10米以下。为了防止淮阳这座古城不被洪水淹没，历代官民也在不断加高淮阳城内地面。加高的物源有二：一是原建筑和其它废弃物堆积增高。因各种废杂物堆积，使土中腐殖质增多，土色为深褐色，与湖外沉积的黄土截然不同。二是干旱年份从城周围湖中掘土抬高。据测量城周围湖水深2米-3米，较其它水位深1.2米左右。由此可证，古城初建时是在今天地面的10米以下。

湖外：

1956年修建湖北岸县城至北关蔡河的蔡河桥时，在桥西北基地面下4米左右，挖掘出一座东西流向砖石券拱桥。据考证为古蔡河桥。因是古拱桥，桥拱应高出原地面1米多，照此计算，建古拱桥时的地面应距现地面的5米以下。

从环城湖外围的基建工程文物勘探所获取的资料中，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20世纪80年代修建位于南环城湖堤外的城关回族镇造纸厂，其勘探资料显示：一层：为黄河淤积的黄沙土、棕色胶泥土层。二层：为汉唐、宋、金文化层，发现20余座汉、唐、宋时期古墓葬、古窑址。三层：为黄生土层，距现在的地面4米。修建位于北环城湖堤北部、太昊陵西南隅的淮阳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家属楼，其勘探资料显示：一层：为黄河淤积的黄沙土、棕色胶泥土层，内含元代青灰砖砌筑而成的八卦形祭祀物一座。二层：为汉唐宋金文化层。三层：为黄生土层，距现在的地面4.2米。

第二节 文献记载

《中国水利史》记载：自唐尧八十年（前2278）到周定王五年（前602）的1677年间，黄河大徙，淮阳境内有实籍科查者泛6次，徙1次。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河汴决坏，黄河间有南侵之害”到东汉永平十三年（70）“河汴分流后，水乃不复为害”止，黄河泛滥达69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秋，西华、陈州、开封等九州、县河决。唐贞观十四年（640）秋，河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河决，浸郑、滑外城，陈、许、讃、坊、曹、濮、魏、博等州大水。 清顺治《陈州志》记载：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陈州言州地洿苦积潦，岁有水患，请自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从十月于减水河修双门以减陈、颍水患，张为陈州兵马督监，修堤袁家曲捍水，陈以无患。明洪武七年（1374）河决开封堤，河壅塞，漕运不通，参政安然亲督工疏导之，不逾月工成。州地界频有水患，知州李子仪率民筑堤，以备其后。河虽间溢，竟不为灾。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州大水，隆庆二年（1568）复大水。兵宪傅霖以蔡河一渎不足泄水，乃访近城沟渠故迹，悉疏通之。又分命文武官筑护城堤及沙颍诸河堤。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大水。二十三年，知州杨堪申准筑堤堰，通沟渠。二十四年复大水，浚沟渠建创桥闸。《淮阳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暴雨弥旬，蔡河水溢入城，四门行舟，居民房屋多倾塌。道光十一年（1831）秋，蔡河两次决东大堤，环城如海。民国15年（1926）水破西北堤口，20年（1931），水再破西北堤口。宋至民国时期，黄河决口泛陈境的洪水达57次。

宋至民国时期，护城堤不断修筑，龙湖面貌也不断变化，湖外地面因黄水泛滥泥沙淤积而层层升高。从地质探测来看，护城大堤复加20多层，堤外淤土层次分明。因洪水泛滥入湖，泥沙沉淀，而湖底也逐渐提升。一般雨水年份，湖水深约1.5米—2.8米，加上湖面至湖外地面高约2.5—3米，便形成了与湖外地面和城内地面平均落差约为4.9米的环绕县城的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