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开始，滇黔军轮番入川，军阀连年混战，土匪遍及各地，而綦江匪患尤烈。民国7年(1918年)以后，势更猖獗，集聚成股，盘踞与领县交界处，抢劫拉肥，杀人放火，设置关卡，强索财富，造成交通梗阻，生产停滞，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全县人民过着苦难深重的生活。綦江高青匪患更甚，不但延续时间长，而且危害也大。

高青乡兴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取高庙场之“高”，青龙场之“青”而得名。高青乡的政权机构，一直设在青龙场的龙台寺内，因此，也有人把青龙场喊做“龙台寺”。

高青乡位于县城西面，座落在川、黔两省的津、綦、习3县接壤处的崇山峻岭之中，为川东和黔北部分地区商旅必经之地。该乡的“茶坪”、“红岩沟”与贵州的“青溪沟”、“木皮槽”以及江津的“四面山”、合江的“大小槽”紧接相连，山高沟深，犬牙交错，林茂木森，人烟稀少，两省三县土匪经常啸聚于此，历来为匪盗出没之地。民国初年的大匪首周燮清，抗战期间的王鳌匪部，均从红岩沟和茶坪为巢穴。在青龙场前后的三四十华里间，高山峡谷，道路曲折，土匪更不时在这里“邀线”拦劫商旅。因而，这条为川、黔物资交流的繁荣要道，早在解放前的10余年间，已成为商帮绝迹、旅店冷落的羊肠小道了。

清末民初，乡人叫土匪为“棒客”、“马刁客”。“两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邀线”，夜静更深则打家劫舍。一年四季，尤以冬，春更为突出。

民国11年(1922年)至l4年(1925年)间，高青匪患更加猖獗。乡人称这段时间为“糜烂年间”。其时，高青地区遍地皆匪，土匪不但四设关卡，征收来往行人的“买路钱”，而且还四出乱拉“绅粮”。其实被拉者大都是自耕农民或农商兼业者。而真正的绅粮和乡政人员却早已钻进事前修有屋掘有井储有粮的“风香堡”、“拍香堡、”、“岩洞”、“牯牛背山寨”里避匪，土匪根本拉不着。甲子、乙丑年(民国13、14年)，高青人民连遭灭灾人祸，真是饥寒交迫，饿殍遍野。当年幸存而今健在的老人，谈起“糜烂年间”的悲惨岁月，无不心酸话梗，老泪纵横。

民国15年(1926年)直至建国前的20多年间，綦江境内匪患逐渐平息，社会秩序稍有好转，而高青乡不但白天仍然“老二邀线”，深夜仍有匪徒抢劫，而且更有较大的股匪王鳌、何海云、刘麻子(名不详)等先后长期盘踞高青乡之茶坪山、红岩沟一带，与乡政要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乡里，鱼肉乡民。据知情老人说：“解放前的‘老二’哪个平息得倒啊!大官通大匪，小官通小匪，有的保丁、乡丁就是匪，哪个乡长、保长不通匪!”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高青匪患持续达38年之久，盖源于军阀混战，时局大乱。据老农许少平说：“川、黔军中的部分小军官，在‘乱世出英雄，的思想支配下，都想走周矮子(周燮清)为匪当大官的老路。”还说：“当时那些土匪头子，有的是川军里面垮杆的连、排长，有的是江津地区的团防队长。”

清末民初，盘踞高青地区有名的土匪头子有周燮清和刘安银等人。

周燮清，绰号“矮子老沙”。祖籍江津县黄泥场，幼时随父辈迁居高青与贵州泥坝一水相望的何家塘么店子。从小喜欢练跑步，常用河沙或铁渣装于布袋内，绑在脚杆上，追捉狗尾为戏。清末民初，刘逐渐成为津、綦、习交界地区的土匪头子。

周燮清伙同刘安银匪部抢劫“皇银”，是高青人们记忆中较大的一次抢劫案。清朝末年，周、刘二匪得知有大批“皇银”从贵州押运到江津，他们料定必由江当地界的十八岚垭经过。于是事先率匪众伏于十八岚垭险隘处。待押运“皇银”的人夫一到，乱枪齐发，经过短暂的伏击，押送“皇银”的人夫大部伤亡，20挑银子全部被劫。随即强迫人夫将银全部挑至高青乡红岩沟周燮清家，按人枪多少，进行分赃。周燮清用分得皇银添置枪弹，裹胁良民。很快，周燮清匪队巨增。“矮子老沙”在川、黔边界一带，名噪一时。后来，周被“招安”，先后当上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旅长。抗日战争前，曾在川、湘、黔接壤一带，长期与我红军为敌。抗日战争中垮台经商。民国38年(1949年)春、夏之间，又在湘西沅陵、花垣一带，依仗昔日同僚与上司的支持，纠集旧属，又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妄图阻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川东秀山解放时，周被活捉而依法判决。

刘安银是敦扶场上人，一贯不务正业，滥抽鸦片。初以赌博为生，继则抢人为业。民国2年(1913年)，刘匪已有枪四五十，为了扩充匪势。劫夺高青团防枪枝而攻打龙台寺。龙台寺由上、中、下三殿组成。上殿名观音堂，中殿叫佛殿，下殿为玉皇殿。当时高青团防队长李君谟(绰号红胡子)，率团丁20余人，坚守龙台寺上殿，居高临下，抗击匪徒。刘匪进攻龙台寺，打到中殿，被团丁打死多人。虽经组织几次冲锋，仍无法攻上比佛殿高约10米的上殿。刘匪恼羞成怒，一面唆使匪徒洗劫青龙场上商贩的财物；一面在下殿纵火，妄图烧掉整个龙台寺。由于敦扶乡团防闻讯赶至离龙台寺三四里的狮子山上，向青龙场不断放枪，刘见援军快到，只得向贵州泥坝方向撤逃。经团丁、乡民奋起灭火，只烧掉玉皇殿，其余两殿，完好无缺。次年重新修葺玉皇殿房盖，正梁上书有“民国三年甲寅岁旧历冬月念六日培修”等字样，至今犹存。

刘安银洗劫青龙场，火烧玉皇殿一年后，因拉痢疾而藏躲在镇紫乡西泥坝的生基坪，其时只有匪徒2人随从。李君谟获悉后，即率团丁去攻打，不见刘安银，李即下令团丁纵火烧房，刹时大火冲天，可怜无辜农民的房屋财产，竟成焦土。后在粪池内找到刘安银的尸体，李君谟命令将刘尸抬回青龙场，在场口暴尸3日示众。

民国10年(1921年)冬，各地土匪日益增多，当时高青地区比较大的一股土匪是陆安廷匪部。陆曾多次筹划劫取龙台寺的团枪。那时高青的团丁，已增到四五十人。李君谟自玉皇殿被烧后，在培修庙宁的同时，加派民夫，在龙台寺的前后两侧，新建了大、小碉楼3个，以防土匪的再次围攻。

陆安廷是高青李家坪人，外号“二老柳”。其兄陆安成，人称“大老柳”。早年，兄弟二人帮人扛木料为生。后来匪风四起，两人皆以抢人为生，逐渐成了土匪头子。到民国11年(1922年)，陆安廷匪部已裹胁一二百人。这年的腊月间，陆匪伙同其他匪部，共约三四百人，在一个清晨，突然打进青龙场上，欲出其不意劫取高青乡公所的团枪。土匪进场后高喊：“活捉李君谟，檄枪不杀!”陆匪的枪响后，李即率领团丁，分别坚守在龙台寺内的3个碉堡和围墙的枪眼处。青龙场上的老百姓，一闻枪声，也跟着涌进龙台寺庙内和庙侧的魏家大碉楼里躲避。土匪围攻两天两夜后，仍无法得手，且伤亡较重，锐气大减，匪恨商贩逃尽，就放火烧场。同时陆匪还叫人把“大石包”(李的住宅，离场不到1里)也一并烧掉。匪见两处的房屋都烧光后，才撤走了。

这次陆匪火烧青龙场，龙台寺和乡公所并未着火。因为在民国3年(1914年)培修玉皇殿和新建乡公所时，把庙和场的屋檐相隔了一定的距离。

当土匪火烧青龙场时，躲在龙台寺内的商民小贩，眼巴巴地望着熊熊烈焰吞没了他们的房屋财产。无不心急如焚，撕肝裂肺，悲痛欲绝。土匪在撤走时，还把没有来得及躲避的人作为“绅粮”拉走。

当时青龙场上不过40来户人家，多为小本经纪。这些人的本钱大多是在亲友处借贷来的。遭此劫难后，衣食住均感困难，谁还有钱来重建家园?不少人户只好离乡背井，流浪外地。

自陆安廷火烧青龙场、大石包以后，乡团队长李君谟也无家可归，只得将妻室儿女送去“岩洞”避匪，自己只身外出，寻请正规军队来“报仇”撑腰。李君谟一走，乡政其他要员，也不能在龙台寺的乡公所立脚，便各带团丁亲友，分别上寨进洞躲藏。乡长魏莲孚，团队副李海云，爬上牯牛背寨子，据险峰盼李早日请来援军。

乡政要员离去后，匪势甚嚣尘上。一时整个高青地区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那时，从中峰与江津交界的三角塘到高青、高庙和贵州的泥坝一带，纵横数十里的较大瓦房内，无一处不为土匪所霸据。每逢青龙场赶集时，场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至少有1／3是土匪。

当时土匪头子的“官衔”是以裹胁人枪的多寡而自封的。先时，大股匪首叫“老窑”，小股匪首叫“偏棚”。继后众匪首索性自称什么“团长”、“营长”、“连长”、“排长”。据不完全统计，民国12年(1923年)驻高青地区的匪部有：土匪团长罗太平(江津人，原为某乡团防队长)，匪部五六十人，驻离青龙场半里的水竹林；土匪营长周美章，绰号“周偏颈”(江津人)，匪部百余人，驻青龙场上，后为部属冷枪打死；土匪营长叶炳成(江津人)匪部200余人，驻离场5里的拍香湾；土匪营长宋推屎爬(江津人，名不详，“推屎爬”乃绰号。)匪徒百余人，驻离场2里的新房子；土匪营长张草墩(高青人，名不详，“草墩”乃绰号)，匪帮百余人，驻离场3里的弯里的，后为李君谟带人活捉，送去东溪枪杀；土匪营长何（足＋拜）子(高青人，名不详，“（足＋拜）子”乃绰号)，匪徒百余人，驻离场20里的红岩沟，后为李君谟活捉枪毙。其余营长以下的连排、班长那就为数太多了。总之，民国12、13年(1923——1924年)夏，这段时间，高青地区土匪总人数不下两三千人。

民国12年(1923年)夏，李君谟请来贵州军阀周西成一个团约千余人的兵力，到高青地区“清乡”，土匪闻讯，纷纷逃往川、黔交界的深山老林以避其峰。本地人为匪者，有的向军队“投诚”、“自新”，有的未来得及逃跑中“自新”者，就被团防拉来枪决。这时躲藏在山寨岩洞的乡政要员和团丁，都纷纷出洞下山配合军队进行“清乡”。

“清乡”名为“保护治安””，实则嫁祸百姓，假“窝匪”、“通匪”名，行敲诈勒索之实。高青广大人民前门去狼，后门进虎，被诬以“通匪”、“窝匪”之名而又拿不出钱财，惨遭酷刑活活被折磨丧生者何止百人。

周西成的军队在高青协同“清乡”月余后，留下不足一连人的兵力而离去。遁隐在川、黔边境的匪部闻讯后，又卷土重来。同年初秋，黔军离去数天后，周美章匪部纠集匪徒400余人，在拂晓前气势汹汹向青龙场猛扑过来，当时两头场口的“榨子门”还未启动，青龙场已陷入土匪包围中。在一片枪杀声中，场上驻军及部分商民即刻奔进龙台寺和魏家大碉楼据险抗击。其余来不及躲避的居民，只好听天由命，任其摆布。

和上一次一样，土匪攻打龙台寺两天两夜仍无进展。周美章记取“二老柳”的教训，下令火攻青龙场后退到离场不到半里的“猫鼻梁”处隐蔽下来，待天黑后欲以“偷营劫寨”的办法夺取龙台寺。殊不知在“摸营”途中，周为一小匪首冷枪打死。“蛇无头不行”，土匪才真正撤去。

青龙场民国10年被匪烧光，好不容易才重建起来，不到两年又被焚毁。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匪患、兵灾、火烧、饥寒接踵而至，场上居民及商贩，劫后余生，度日如年。为了重建家园，谋求生存，有的典押或出卖了乡下仅有的少量土地；有的求亲乞友，勒紧裤带，再整废墟；有的借贷无门，只好在烧光后的土地上搭临时篾棚，摆摊度日；另外还有l0余户，连搭棚摆摊亦无能力，只好逃奔外地。时至今日，青龙场自建场起就定居下来的仅存一家。

高青乡土匪二烧青龙场之后，乡政大员为之慑服。有的龟缩在家，暗地与之勾结；有的公开出面，与匪串通一气，坐地分赃。

民国13年(1924年)前后，高青地区土匪除了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外，勒索老百姓财物的手段就是拉“绅粮”。一时拉“绅粮”成风。有的是祖孙三代，三代被拉；有的是父子兄弟，无一幸免；更有甚者，连孤儿寡妇也逃不脱拉“绅粮”的劫难。总之，凡是土匪认为“挤得出油水”的都要拉。整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高青地区的“绅粮”，一般是拉到江津的四面山或贵州的寨坝去；外地拉回来的“绅粮”，则关在青龙场上的“僵房”。

所谓拉“绅粮”，有的地方又称“拉肥”、“绑票”，即土匪把认为拿得起钱的人拉到远地方去，然后通知其家属备足规定的钱财，在指定的日期内，到指定的地点取人。对在限期内没有人去取的“绅粮”，则对之施以种种酷刑，话活将人折磨致死。不少人为营救人质，不惜倾家荡产，筹足钱财，到土匪规定的地点准时去取，结果取回来的竟是一堆无法辨认的尸骨。有的等到将钱财备好送去，连骨头也未见一根。更有甚者，如青龙场的黄子义被拉到贵州的环栈山，其家属四处奔走，告贷亲友，典家押产，等凑足土匪规定的钱财到指定地点换回来的却是一个黑木匣内装着的一只无头黄狗的尸体。是民国以来，持续不断的高青匪患给高青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十室九空，交通梗阻，田园荒芜，杂草丛生，举目四望，田野一片凄凉!偶尔有个别农户，冒险偷着回家种上少量庄稼，待接近成熟时，又被土匪全部割走。乡民无奈，只好宿山洞，食野菜。到甲子、乙丑年(19241925年)冬春之际，茅屋断炊，路有饿殍。那年头，糠壳吃光了又用棕树子来做粑粑吃，后来连“鹅儿肠”、“糯米菜”、“岩半壳”、“地木耳”等无毒野菜全部吃光，连梧桐皮、枇杷皮都剥来磨细糊口，以致芭焦头、蕨苔根几乎挖绝了种。到乙丑年初夏，四季豆叶还没有长大，就被人们摘来充饥。最后实在无法，就去高庙场口挖“观音土”(白膳泥)来填肚皮。据说当时每天挖“观音土”者，不下数百人，挖“观音土”还得排班站队。匪患、灾荒双管齐下的甲子、乙丑年，高青地区百姓有的全家饿死，无一幸存。如龙台寺土角屋的王裕林父子3人，大儿子饿死在竹林堂的河沟里，二儿子伏在饿死的父亲尸体上，哭喊无力，咽泣无声，后来竟倒在父亲的尸体上断了气。

继周燮清之后，綦江又一大匪首上鳌，从民国23年(1934年)到民国29年(1940年)的6年间，长期盘踞高青乡，虽曾一度被“招安”离去，而他的部属仍然挟制高青地方政权，左右高青局势，危害高青黎民。

王鳌又名王月辉，江津县两岔河人。民国23年(1934年)冬天，未满30岁的王鳌，带着四五条枪、十几个人来到高青的茶坪山，通过地方绅士和袍哥的关系，与乡长、乡队副共订密约：王保证乡公所横竖20里不出抢案，乡公所保证王部的一切安全。王鳌盘踞高青的数年间，大体上未在高青一带作案。他抢劫的重点是在川黔公路上，或阻劫商车，或劫持商帮。王匪将劫车、抢商所得财物，除一部分分给“兄弟外”，其余全部用来购买枪枝弹药。另外又大肆勾结乡政要员，火并当地小股土匪。不到两年，王鳌匪部人枪巨增，由初到高青乡时的四五条枪十来个人，扩展为枪枝数百匪徒近千的大股匪队。

民国26年(1937年)冬，綦江“清乡”军见王鳌匪部迅速膨胀。怕上峰查究，不好交待，本想出兵“清剿”，但又无能为力，于是剿抚互用，胁诱王鳌“招安”。王权衡利弊后同意招安。在接受招安的同时，王匪却隐藏部分枪弹，交予管事(匪部副官)何海云、刘麻子(名不详)2人。不久，王鳌奉调离高青去成都“当官”。王临行前命何海云、刘麻子带起隐藏下来的枪枝，拖上红岩沟为匪，继续控制高青一带。

王匪去成都后，通过周燮清等人在外地的关系，弄来一台仿制法币的机器和纸张，秘密运回高青，交与何海云、刘麻子2人，令其在茶坪伪造红伍角的法币。数月后，何、刘二人因私利冲突，刘麻子一怒之下，便暗向綦江县政府密报。民国27年(1938年)6月某日清晨，团防军乘茶坪土匪换岗之际，越过险隘，与刘麻子里应外合，袭击了茶坪，人枪机器，全部抄获。当时高青乡乡政要员及地方绅士，因“茶坪伪造纸币案”坐牢株连者，不下五六人。王鳌也因之由成都押解回綦，关进监狱。

王鳌坐牢不到一年，通过“拿言语”、“送包袱”得以出狱（一说是买通典狱官越狱而逃）。王出狱后返回高青乡，聚集残部，重操旧业。不过这次拖上山不象原来那样长期盘踞高青，而是诡秘地出没于川、黔毗连的温水、泥坝、高青一带。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綦江县设有“渝南卫戍司令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清乡军”的不断征剿下，王鳌被迫向渝南卫戍司令张轸投诚。民国29年（1940年）旧历年底，王鳌及其一齐投诚的30多个兄弟伙，被张轸在一日这内分四批枪杀于古南镇沱湾河沙坝。

渝南卫戍司令部枪杀王鳌以后，綦江县军政当局下令把高青乡的“乡自卫队”编制扩展为30余人，并在高青地区实施“连环保”即在家家设置竹梆，山垭通道布置岗哨。发现匪盗，立即敲梆鸣号，各家闻梆响，户户皆敲梆，传通信号，齐捉匪盗。否则，以窝匪藏盗论罪。一家犯罪，附近数家连坐。此外，还在高青与中峰交界的两河口处设“护商站”。站上常驻有乡自卫队一个班的兵力。还组织有“护商队”，护送商帮到安全地带。看来措施周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解放前的七八年间，高青地区的匪患并没有得到平息。

由于“伪造纸币案”，高青乡长下台。不久，一个姓韦的花了不少钱买到乡长头衔。然而上任不久，就在小股土匪白天、黑夜的不断袭击下，不到半年时间就卷旗收伞，溜之大吉了。后来，只好把年近花甲的李君谟找出来收拾“乱摊子”。

李君谟上台后，对上大力谄媚逢迎，对下则“睁只眼闭只眼”。很快，乡公所那些脚脚爪爪就摸透了李的“施政”之道，各自去找“生财门路”去了。如是长期充任乡丁班长的罗青云、罗树成，号兵邵克武、郭树云等人，“白天是乡丁，晚上是土匪，本人不到场，也要分几文”。当地青龙场上住户不过30余家，长期外出抢人的就有七八户。其中吕甫州经常一人一枪，在高青、郭扶、镇紫一带“邀线”。还有个叫周二的家住新店子，本来离新店子不到l0里的两河口就驻有专收“保安费”的护商班，而周二竟敢在护商班的眼皮下拦路抢劫，其中奥妙，不言可知!类似吕、周这样明火执杖的“合法”匪徒，在当时的高青乡，不下十四五人。

李君谟当政期间，高青地区也常有“老二”邀线。因此，从江津白沙经东溪去贵州的商帮及长途贩运者，只得改道而行。剩下郭扶、镇紫一带去高青贩运山货，推销杂货的小商小贩常常成群结队，出钱买乡自卫队护送。刚开始一段时间，较为安全，到民国36年(1947年)前后，情况就变了，护商队前脚把商贩送出“危险地带”，商贩们后脚就挨抢。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日子一久，商贩们就悟出了道道：“原来护商队就是土匪的报信队。”从此，郭扶、紫镇、高青一带的小本经营者，只好改行商为行贾，万一非出门不可，也只好听天由命。

民国37年(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綦江县的几个特大特务、豪绅，如谭济舟、张我承、赵济黎、夏奠言、方正等，预感末日来临，妄图垂死挣扎，选定高青这块民国以来长期匪患不息的地盘，作为继续危害人民的基地。他们先后在赵济黎家召集乡长、保长、绅士、恶棍等，策划反共，并由谭济舟任司令，秘密组织“九路军”。l949年11月27日，綦江县正式宣告解放。而这几个碰壁苍蝇，竟自在高青策动原乡长杨耀廷，把乡公所的长、短枪枝全部拖上狮子山“蘑山”去了。

1950年3月，谭济舟在郭扶、东溪、中峰等地，蒙蔽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来到青龙场，四处扬言谭司令率“九路军”2000多人接管高青多来了。正当杨耀廷为谭济舟接风洗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赶到高青乡。几声枪响，“谭司令”纠集的2000余名乌合之众，如惊弓之鸟，向贵州泥坝一带逃跑。接着，我人民政府派驻高青乡的工作队即开始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剿匪运动。在人民政府政策威力的感召下，土匪纷纷缴械投诚，自新悔过。谭济舟等几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则受到了人民应有的制裁。自此，从民国以来延续近40年的高青匪患，才真正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