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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回顾：16日，西岗子公安队向黑河撤退途中，内部叛变，队长马绍祥被枪杀，该队哗变入匪。形势瞬间变得异常紧张。黑河的老百姓已经可以听到城外的枪声，人们不由得担心，这座城，守得住吗？

▼ 前篇：

东北剿匪传奇之猎杀飞狐

19

一

应该说，王肃司令员的牺牲是一个意外。但是，这个不幸的消息让黑河的土匪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红色武装在黑河的定海神针如今不复存在，几乎一年来被压着打的日子结束了，他们有机会再次夺取黑河城这个北疆重地，重新开始无法无天的日子。

不能说这种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王肃司令员的牺牲的确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他牺牲后，6月15日王乃康、杨青山率匪部袭击黑河门户瑷珲。

守军原有黑河军分区第六和第七两个连，但都属于新部队，多数是本地人，尚未完成政治教育，而且知道王肃司令员牺牲而军心动荡。在土匪或内外勾结，或以亲戚关系喊话瓦解面前，这两个连被瓦解，瑷珲陷落。

土匪借此获得了很多武器、弹药和车辆，一时间，周围匪股纷纷来投，名号十分庞杂，有“双侠”“九龙”“花蝴蝶”“靳扒皮”“老靠山”等不一而足，兵力增加到六百余人，号称八百。

王乃康等因此凶焰大涨，疯狂已极，认为我黑河军分区失去总指挥官，在此前的战斗中一连受创，又丧失了六、七两连，匪可以乘机攻入黑河进行劫掠，因此，决定对黑河发动攻势。

事后查明这伙土匪根本没有根据地思想，也明白无法久占黑河城，只希望借此打出一个有价值的“投名状”从国民党方面获取政治利益，并且通过抢劫城市鼓舞士气。

“胡子”虽然没有什么战略思路，但这种入城大抢的鼓动来源已久，当年各路流寇便是借此发展起来的，因此的确让土匪们血涌上头，摩拳擦掌。

6月17日，王乃康作为谋主，一面派人通知活动在逊克一带的刘山东匪帮协同行动，西进夹攻黑河，一面派出部分匪徒化装潜入黑河作为内应，一面率领杨青山、罗大胡子等匪帮乘坐八辆抢来的大卡车，从瑷珲扑向黑河。

或许由于气焰嚣张，匪徒们这一次没有采取土匪活动惯常在夜间或拂晓组织进攻的方式，而是在6月18日上午开始了对于黑河的攻击，出发时土匪们高呼“拿车到黑河抢东西呀！”“打开黑河随便拿！”等口号，自以为以众凌寡，此战必克黑河。

然而，土匪们实在不了解红色军队的特点作为一支有崇高思想觉悟的正规军，一名高级指挥官的牺牲固然是重大损失，但不会动摇整个部队的作战和信心。反而是王肃司令员的牺牲，使黑河部队义愤填膺，他们在岳林专员等军分区领导的指挥下严阵以待，毅然决定坚守黑河。

二

黑河军分区驻扎在黑河的部队原有一连到五连（其中三个连编成警卫第一营，另两个连为司令部直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其中骑兵连和机炮连兵员较足，训练时间长，装备好，属于主力。

王肃司令员牺牲前，调动张继成参谋长率第一连和若干地方治安部队到南线加强保卫孙吴通道的作战，后转入对刘山东匪的作战；第五连驻扎在罕达气清剿关作舟残匪，第一营营长张泉山率傅振林的骑兵连、机炮连的两个排在靠近嫩江的地区活动。

因此，当土匪袭来的时候，黑河军分区在总部的兵力其实并不多，军事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营教导员郭甫章，部队只有董成指挥的二连（骑兵步兵各一个排，共约七十人）、吴景春指挥的三连（又名新二连，总兵力六十余人）、何学东指挥的第四连（七十余人）、机炮连教导员景春荣指挥的该连一个排（加连部约四十人）、王文彬指挥的两个公安中队（共计一百二十余人），以及供给处警卫班，医院的轻伤员等，总兵力四百余人。

岳林和李冷斋等军分区领导便以这支部队在黑河布防，严阵以待。

在岳林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军分区领导人们分析了形势，认为黑河城内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干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有易守难攻的楼房，在外地人民军队有大量的剿匪部队可以回援黑河，因此，应有充分信心守住黑河。

为了更加有力地和土匪作战，黑河地工委发动群众，将怀孕及体弱的女干部和在黑河养伤的嫩江军分区夏副司令员等重伤员用汽艇送至江对岸暂时安置，其余官兵进行了战斗动员，大家同仇敌忾，发誓为王司令员报仇，为黑河人民而战。

1946年6月18日上午，抵御土匪的黑河第二次保卫战，在第一次围城不到半年之后，再次爆发。

黑河是一座北临大江，并无城防工事的城市。面对数量优势的匪队，四百余名部队很难将黑河城防守得面面俱到。岳林专员等亲自带领一个连驻防公署大楼，做出了分点驻守，各路部队相互支援的作战方案。但是，上午九点，不等部队就位，战斗便比预期更早地发生了。

当时在黑河军分区一营营部担任上士（当时民主联军曾实施非正规的军衔制）给养员张丕列回忆：

“六月十八日早饭后，营教导员郭甫章同志命我带一辆马车去拉给养、弹药。我们刚到供给处，也就是现在的印刷厂办理领东西手续，只见第二小学方向群众大乱，都没命似的逃跑，我们顿时都警觉起来。”

原来，是王乃康派出的那批土匪，即所谓便衣先遣队这时已经混进街里，正在接近各个要地，其中一名土匪在无意中把私带的手枪落在了地上，街上的老百姓看到顿时慌乱起来，边喊叫边开始奔跑。

混乱中，带着这批给养员来的供给处股长董传芳带着两个人过去查看情况。他是老八路出身的干部，经验丰富，一眼便看到有个敌人正端着枪威胁周边群众。董股长当即一面拔枪，一面大喊“土匪进城了，大家快闪开”提醒群众赶快隐蔽。

正在此时，从另一侧奔跑的群众中，一名匪徒对着董股长开了枪。董传芳同志当即中弹牺牲，成为这次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我军干部。

不过他的及时报警让匪徒试图内外呼应，中心开花的美梦破灭了。他们原计划控制各驻军机关的大门，接应王乃康等人的主力部队突入各机关，首先消灭驻军和公安人员。

但当匪徒们赶到黑河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机关控制在他们的内应手中。跟着董股长的两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就地卧倒，他们的枪声报警让部队立即做出了反应，也得到了供给处警卫班的火力支援，两人且战且走，终于退了回来。各个战斗单位在听到枪声的同时，也大多发现了敌人的到来，一场保卫黑河的战斗就此打响。

三

就在这个时刻，乘汽车奔袭而来的土匪们也到达了黑河，听到枪响立即向市内狂喊乱叫着冲了过来。

由于有王乃康的筹划，土匪们虽然来路不同，但至少在战斗开始时还有明确的目标，便是直取我军分区司令部——这也是黑河军分区预料土匪的攻击方向。

然而，土匪们的情报有误，原来黑河军分区司令部和各连驻防在东门外，四月初司令部已经搬进了街里，与黑河行署合署办公，原司令部（现黑河第一中学旧楼）成为警卫一营的营部和一连所在地，所以，其主力进攻的实际上是一营营部，阴差阳错之下，却打在了我军的弱点上。

一营营部此时只有教导员郭甫章，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奎元等带少数战士防守，兵力十分薄弱。张丕列回忆：

“由于匪徒混在群众中对我们进行偷袭，加之我们防范不严，准备不足，让匪徒一时得逞。东门外各连队之间以及连队喝司令部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了。”

在敌匪的疯狂攻击面前，营部人员伤亡多人，陷入重围。此时，第二连的一个排步兵由一名副指导员指挥，距离司令部很近，在匪徒已经保卫营部的时候两次派通讯员和营部联系都没有成功，两个通讯员都牺牲了。

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这个排没能主动出击，吸引敌人火力，而是在敌火力压力下迂回撤到街里的行署，这样，营部便更加孤立了。

激战中刘奎元向司令部打电话请求支援。听说一营营部遭到攻击，司令部立即设法派出增援，此时行署能立即调动的也只有两个公安中队，他们平时主要的工作是维持治安，战斗经验不足。但是，此时军分区有了一件“法宝”，这时也出动了。

这件法宝，是一辆日军留下的坦克，曾在和苏军的战斗中受损，被丢弃在孙吴要塞附近。尽管是一辆打坏的坦克，但是我军充分发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传统，经过努力将其修复，此时该车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

这辆坦克没有留下照片，但根据参战老同志的回忆，“比个小汽车大不了多少”，推测是日军使用的袖珍九五式坦克。这种坦克如果出现在欧洲战场被德国的虎式坦克压扁的可能都有，但在亚洲战场，尤其是剿匪的战斗中，那就是巨无霸一样的存在。

同样是东北剿匪，1946年初马希山、谢文东等土匪曾围攻牡丹江（坐山雕也参加了），从兵力上土匪占绝对上风。

但牡丹江卫戍司令李荆濮是开国将军中唯一有报号的人物，大名鼎鼎的“平南洋”，对绿林的作战特点十分熟悉，战斗到关键时刻，忽然调动军区仅有的三辆坦克朝土匪直扑过去，谢文东等当即崩溃，我军转守为攻，成了牡丹江保卫战的转折点。

黑河的这辆坦克出动，也收到了同样效果，从市外向街里进攻的土匪看到这么大一个铁家伙迎面开来，发出轰鸣巨响，吓得掉头就跑，攻势顿时受挫。

不过，毕竟这辆坦克是临时修好的，没有正规的维护，所以开着开着便出了毛病——在司令部前约五百米有一座桥，坦克过桥走直线还好，一拐弯，一侧的履带就掉了下来，当即瘫痪在了街心，那名恼火的驾驶员只好跳下车，作为步兵参加战斗。这下子土匪们回过神来，双方在这里重新打成了对峙。

尽管未竟全功，但这次出击对于一营营部的守军来说作用很大。

四

在遭到敌军围攻的过程中，一营营部一度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特别是我军坦克开始冲击前，一营部外围的防卫线已经被突破。

土匪仗着人多枪多冲入楼内，郭甫章教导员亲自带领警卫人员投入反击，才将其赶了出去，但郭教导员自己也在一楼楼梯拐角处中弹，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牺牲。

此时，敌军忽然朝我军阵地开始发炮，而且炮弹十分准确，接连击中我军据守的楼房，刘奎元还在用电话和司令部联系，便被从窗外打进来的炮弹击中，在一旁的副营长徐昌也被炸伤。

事后才知道，他们遭遇的，是王乃康、杨青山率领的匪军中路攻击部队，是其作战主力。在这支土匪的队伍中，不但有迫击炮、机关炮，甚至还有两个流窜的旧日本关东军炮兵。

尽管在很多影视剧中，关东的绿林好汉都是和日军拼死到底的，但王乃康、杨青山显然够不上好汉的称谓，土匪们对这两个日本兵好吃好喝好招待，为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借助他们的炮兵技术打同胞。

这两个日军炮兵也十分卖命，在他们准确的炮击掩护下，土匪先后攻占德聚园饭庄（后来的黑河市文化馆）、电影院、大同饭店等几处要点，对守军构成重大威胁。

只是在攻打司令部的时候遇到了我军的神炮手于放，才干掉了两个鬼子。

这两个鬼子死在当天下午，当时他们正躲在德聚园饭店侧墙的阴影里朝司令部开炮，掩护土匪们的进攻，位置十分隐蔽，是一个射击死角。指挥员发现那里有敌人炮兵活动，下令小炮手于放立即还击，消灭这个顽固的火力点。

于放测了一下角度，发现只有在行署房顶用掷弹筒能够打到这几个敌人，便和几名战士爬上了房顶。上了房才发现为何土匪对他们从这个地方反击根本不担心。原来，行署楼顶是薄铁皮的房顶，根本无法支撑掷弹筒进行射击。

情急之下，于放把掷弹筒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连开两炮，这个非常规的射击方法烫伤了于放的腿，但炮弹却准确地落入了敌军阵地。

一发打进了德聚园西侧楼内，炸死了一些匪徒（黑河保卫战结束后，张丕列随营部进驻德聚园，看到西楼遍地血迹，便是于放这一炮的战绩证明），另一发正中这两名日军炮兵操作的迫击炮阵地，把迫击炮炸得飞上了半空，两个日本兵也手舞足蹈地见天照大神去了。

于放其实干炮兵的时间并不长，是在1946年初机炮连成立的时候才开始炮兵训练的，打得这么好，多少有些天才的因素。

一营营部遭到土匪中的日本炮兵射击，损失甚大，幸而这是一座坚固的俄式建筑，还算坚固，没有被炸塌，但总这么被动挨打，结果可想而知。此时，坦克的出动吸引了一批敌军的兵力火力，徐昌副营长当即下令部队乘机突围。

官兵们跟着周副营长一面猛烈射击，一面向外猛冲，他的通信员周光荣提着一支苏式转盘机枪，紧跟徐副营长，见到有威胁的敌火力点便是一梭子，一路之上，周光荣竟然打了四百多发子弹。

一营营部残存人员激战之后撤到了东关的和平医院（后成为黑河皮革厂），与吴景荣率领的新二连在这里会合，顽强抵抗匪军的攻击。

此时，四面已经都是匪徒，但三旅负伤营长李清林带领部分轻伤员也投入战斗，增强了守军的力量。和平医院如同大浪中的礁石，经受了敌军多次进攻却顽强守住了阵地。

在最危急的时刻，守军甚至不得不以牺牲同志的遗体为依托进行防御，但凭借一道铁丝网，这座医院像一颗钉子楔在敌军的进军道路上，使匪徒的汽车无法进城，挡住了其中线进攻匪队，大量牵制了敌军力量，为黑河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而作为“先遣队”潜入黑河市区的匪徒，在试图直扑行署时遭到我坦克和步兵的攻击，招架不住向东败退，也不再敢进攻，只能在我行署与和平医院之间固守苟延残喘。

但王乃康对黑河的进攻是分为四路的，挡住中路和先遣队两路，仍有两路敌军冲进市内，实施对行署的攻击。

这两路敌军分别从东路和西路发动攻击，东路匪股从江沿河现在的王肃街发动攻击，直接向司令部袭来。他们先是遭到公安处一部分武装的阻击，而后机炮连指导员景春荣带着一个排的部队赶来，就地将敌军打了回去。

土匪在最初的疯狂过后，其组织混乱，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弱点便暴露了，这一路敌军面对景春荣的重机枪无计可施，一个也没有能越过他们阻击线的。西路匪股沿着西兴路进攻，遭到行署主力部队的反击。

警卫四连在连长何学东、指导员林震邦的带领下，对土匪迎头痛击，打头的一排长高殿祥是从纳金口子救回来的侦察员出身，见到来攻的杨青山匪帮分外眼红，打得十分凶猛。

土匪抵挡不住败退回去，但王乃康认为此处有一所大同旅馆可以作为据点，比和平医院一带地势更利于进攻，便亲自带了一批匪徒，包括两个日本炮兵绕城赶过来，试图加强攻势。

在新的匪队加入之后，土匪再次发动攻势，一度打到后来的黑河市二轻局、航运局门前。此时原来供给处、修械所的一些勤杂人员也拿起了枪，在西兴路路口筑起街垒，进行抵抗。

五

打到上午十点多钟，西兴路的部队突然开始更加有力的反击，他们开始用重机枪朝敌军最为集中的大同旅馆大门和二楼、三楼临西兴路的窗户等处猛烈扫射，密集的子弹压得在楼内指挥的王乃康等简直不能还手。

王下令日本炮兵到附近的德聚园饭庄院内用迫击炮反击，一度击中我供给处仓库院，一名取炮弹的工人中弹牺牲，但最终被我军炮手于放带人打掉，未造成更大伤亡。

而作为反击，守军竟然架起了机关炮，对着大同旅馆的墙壁猛烈射击，似乎意在将其掏开，直接射击楼内敌军，使其无法藏身。只见一道道火球直扑大同旅馆，刚刚还趾高气扬的土匪们纷纷扑倒在地上，阵阵哀号声不绝于耳。

刚刚攻入黑河的时候各路匪首都有些得意，一些胆大的土匪已经开始烧杀抢掠。

但看到我军越战越勇，而且火力凶猛，王乃康觉得情况有些不对，黑河部队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而且打得很有章法，似乎市内有良好的军事指挥，而且尚未动用全力。

难道是中计了？狡猾如狐的王乃康马上派人去联系刘山东，询问援军何时到达，并派出人员联系各路匪股，试图集中兵力先拿下行署再说。

令王乃康十分郁闷的是，他派出联系各路匪股的人员竟然大多找不到那些土匪的首领们，而刘山东也毫无音讯。

事实证明，王乃康的判断十分正确，我军在黑河的部队气势如虹，是因为有一名作为主心骨的高级军官已经赶回城中，这就是原来在逊克协同王钧司令员与刘山东匪帮交战的军分区参谋长张继成，他怎么这么快就回到黑河了呢？

张继成回忆：

“1946年6月12日，王肃司令员牺牲时，我正带着部队在逊克剿匪。王钧司令员告诉我说王肃牺牲了，土匪还要打黑河。我是坐小船回黑河的。晌午，路过瑷珲，上岸一看，瑷珲已被土匪占了。我们就继续往黑河走。到了黑河不知情况如何，我们的船先靠了苏联岸边，问清了情况，天黑时，苏联用汽艇把我们的船拖在后面，把我们送到了黑河岸边。岸上的哨兵看不清，要开枪，我说，不要开枪，是我回来了。”

张参谋长回来了，和岳林、李冷斋、肖敬若、王玉等一起商量对策，决定一面组织力量顽强抵抗，一面立即招傅振林连长从呼玛带骑兵连返回黑河，作为反击的主要兵力。

战斗打响之后，在张参谋长的全面筹划之下，黑河军分区的部队打得有声有色，由于指挥得当，而匪军虽然兵力众多，但缺乏训练，各有私心，到中午我军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局面，土匪的攻势被遏制。

然而，这种均衡是相对的，此时，双方的援军谁先赶到，便有可能拿下这场战斗。

刘光才即刘山东是黑河地区此时最大的土匪头子，兵力雄厚而且性情凶悍，面对黑河这块大肥肉怎么会按兵不动呢？

实际上，这个老匪此时自顾不暇。接到王肃司令员牺牲的消息，正在率部追剿刘山东匪帮的王钧并没有被悲痛冲昏头脑，而是坚信岳林和张继成可以守住黑河。他集中优势兵力，对当时盘踞逊河地区的刘山东匪帮发起了空前的进攻。

刘山东匪帮号称“黑六旅”，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旅长刘光才（自称少将）、参谋长张景云（自称上校）和副官长肇汉臣（自称中校），都出自逊河，从嫩江杀来，也和乡土情结有关，此时见王钧大兵压境而来，为了自保将主力调到逊河边界的干岔子乡老西窝铺一带与我军对峙，哪里还顾得上出兵黑河。

老西窝铺依山傍水，是进入奇克、逊河的通道，刘山东匪帮的所谓中校参谋处长王维普便是此地人，他指挥匪军在这里挖有掩体、交通壕，配设机枪、迫击炮，防守很严。前方有一条水深流急的沟渠挡路，水面上的桥已经被匪徒破坏，正面进攻很困难。

王钧先派两个小分队侦察，结果发现南山上驻防的是匪军中的“栖林人”莫东升部，战壕直通江边，但江中却没有布设障碍物。

根据情况，王钧和前线指挥官二旅旅长张光迪、九团团长邢魁等研究作战方案，决定大部队进行佯攻，吸引莫东升等敌军的注意力，另派小部队插入敌后，对敌形成半月形包围，夺取战场主动权。

九团政委马兴武建议把这一带渔民的舢板船弄来，晚间把我们部队装上，利用敌人江上没有封锁的设防盲区，把舢板船摆到江心，再往下冲，过了敌人阵地所在的位置再转回来奔江边，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个计划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入夜，邢魁亲自率领一营一部及二营重机枪排、步兵排，分乘二十多条渔民的舢板顺江插入敌后。深夜，司令部副官陈明（抗联干部）带监视哨来报告，说九团排出的部队已经顺利划过敌人据点，敌人没有觉察。

六

8点整，王钧带陈明骑马到达，下达了攻击命令。前线战斗开始后，王钧亲自指挥炮兵向敌军前沿及南山轰击，大部分骑兵步兵发起冲锋进行佯攻。与此同时，邢团长率部从敌人身后打响。

敌军遭到双方夹击，抱头鼠窜，溃不成军。等王钧带领司令部人员和炮兵到达敌军阵地，只见其重机枪还架在那里，而敌人已经狼狈逃去。

这次战斗进展迅速，消灭了大股匪徒，王维普、莫东升带着败兵逃向逊河，逃跑时抢夺的民间财物和丢弃的油印纸钞丢得漫山遍野。

第二天，干岔子维持会长便来缴枪投降。接着，我军迅速收复奇克、逊河，虽然此后曾发生短暂反复，但刘山东匪部不得不向东遁逃。

《东北日报》于1946年6月29日刊登了这次胜利消息：

“本月中旬，我北安部队在胜利进击中，连克国境线上一直为伪匪盘踞之逊河，奇克二县，计俘匪二十余，毙伤八十余，缴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两门，汽车三辆，战马四十余匹，步枪六十三支。现残匪已转入小兴安岭山脉，我正继续追剿中。”

刘山东被王钧司令追得狼狈逃窜，指望他的援兵是不可能了，王乃康只是不明白，他要找的那些参加进攻黑河的匪首们，为什么也找不到呢？

这个令王乃康不明白的问题，直到黑河战后才被找到答案。原来，由于黑河解放未久，一些旧社会残余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城中几座名为“阳春早”、“老牛圈”的烟花行馆仍然存在，土匪打进黑河以后，竟然颇有一批头目不顾战斗还未结束便跑到这些地方花天酒地起来。在土匪被打败逃走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公安处人员搜索残匪，赫然发现在这些青楼中还躺着好几个醉生梦死的匪首……

这些土匪头子的结局肯定不会很好。

土匪的援兵已经来不了，双方不断用子弹覆盖对方阵地，打成了僵持状态，那么张继成的援军又如何呢？

战斗打到四点多钟，一队手持新枪的我军战士从已经被摧毁的黑河银行出发，向被匪徒占据的德聚园发动反击，被发现后他们遭到匪徒的集火射击，一名军官和两名战士受伤，他们穿越房屋迂回到后来的一副食街街角，架起机枪向德聚园猛烈扫射。

战斗约打了一个小时，我军步步紧逼，显得志在必得。这时，在德聚园中督战的王乃康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土八路的援军快到了，所以对手想把自己拖到天亮进行围歼？

此时对面的火力稍微减弱，他乘机留下罗大胡子就地指挥，拉上杨青山绕过我军防御工事，以去催促援军为名，向东关方向而去。

王、杨匪首的离去，让匪徒们出现了动摇。

也就在这时，一队三十多骑，人人一支冲锋枪的骑兵部队，忽然呐喊着从行署大院杀出，冲向了敌军占据的几条街，为首的军官手持轻机枪，一面放马狂奔，一面指挥后续人员从马背上向大同旅馆、德聚园，伪满协和会小白楼等匪徒密集的地方射出了一颗颗子弹。

匪徒们慌了神，认为我军的骑兵一定是回援赶来了，开始各顾自己的性命奔逃起来。匪首罗大胡子喝止不住，又怕自己被查出来跑不掉，剃掉了胡子才跟着部下跑了出来。

这一路土匪的溃败很快影响到其它地方的土匪，他们发现担任总指挥的王乃康和杨青山已经不见，纷纷喊叫着从东关方向奔逃而出，连原来抢到带来的汽车和辎重都顾不上了。

等他们跑出来才发现，王乃康和杨青山早就不见，两人亲信的匪部也随同逃向瑷珲方向。在骑兵的追杀下，有的土匪放下武器投降，有的则追着两个匪首向瑷珲而去，土匪第二次围攻黑河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那么，真的是骑兵连杀回来了吗？

根据张丕列的回忆并非如此，这几十名骑兵主力是董成第二连的那个骑兵排，一直被张继成参谋长雪藏着，等待和回援的傅振林骑兵连夹击匪队。然而，仗打到中途，张继成参谋长却给傅振林送来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

原来，这时三旅九团的一个连循着张参谋长的入城路线，从水路已经赶到黑河，张继成参谋长因此改变了作战计划——

这个新的作战方案是以九团的这个连发起攻击，待敌动摇时出动二连的骑兵排发起反攻，以势压人，迫使敌军退却或至少拖住敌军。与此同时，傅振林骑兵连突袭在瑷珲的匪队后方，攻占瑷珲后再向黑河方向攻击前进。

没想到不知道是骑兵排打得太好了，还是王乃康的狐疑造成其过于瞻前顾后，黑河部队的反击竟然造成了敌军的全面崩盘。

王乃康等人逃向瑷珲的时候，发现瑷珲已经被骑兵连占领，大吃一惊，只好朝斜刺方向逃去，而他们身后跟着逃到这里来的匪团看到前后夹击，再也不敢反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黑河当地的土匪几乎为之一空。

而我军的剿匪行动也随之顺势展开，首要的攻击目标，便是那个狡猾的王乃康。

*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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